是找不到领带——我想他从来都没系过领带——于是我决定拿我的给他。我在房子里找了找他可能愿意陪他下葬的东西，一包香烟，或许吧。

    之前我一直害怕来这儿会睹物思人，害怕会忍不住哭起来。但是我来到这里，看到老头子只留下这么点东西，只觉得深深地悲哀——淡淡的香烟味、轮椅、呼吸管和苏丹式躺椅。在房子里痛苦地找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放弃了，决定在“记忆保险箱”里什么也不放。就让它象征性地空着吧，干吗不呢？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挑出了一根我最不喜欢的领带。这根蓝白色条棱纹的领带看上去就让人心情阴郁，因此我根本就不觉得可惜。我不想再开车回殡仪馆，于是下楼让门卫找人把领带快递过去。

    第二天要守灵。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殡仪馆。空调开得有点儿冷，空气里还飘着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弗兰克问我是否想私下向父亲“表示尊敬”，我说当然了。他指了指中央大厅那边的一间房间。当我走进房间看到敞开着的棺材时，我好像被电击了一下一样。父亲躺在棺材里，穿着那套廉价的蓝色西服，系着我的蓝色棱纹领带，双手放在胸前。我的嗓子一堵，但是那种感觉立刻就消失了，我并没有悲伤到流泪——这很奇怪。我只是觉得自己整个人跟被掏空了一样。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实，不过尸体都这样。不知道是弗兰克还是谁给他化的妆，化得不赖——没扑过多的胭脂之类的——但他看起来还是像图索德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不过是比较逼真罢了。一旦灵魂离开了躯体，无论多么厉害的殡仪从业者也不可能妙手回春。他的脸呈现出不自然的“肉色”，嘴唇上好像稍微抹了些棕色的唇膏。他看起来不像在医院里时那么愤怒了，但是他们还是无法让他显得宁静安详。我猜想他们已经尽力抚平他眉间的皱纹了。他的皮肤现在已经冰凉了，比在医院里时感觉更像蜡了。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吻了他的脸颊。感觉很奇怪，不自然而且不干净。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肉体躯壳，这被废弃了的外壳，这个曾经装着我父亲那神秘而又令人恐惧的灵魂的容器。我开始跟他说话，因为我想大概每个儿子都会跟他们死去的爸爸聊聊。“好吧，老爸，”我说，“你终于还是走了。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希望你在那儿比在这儿要快乐。”

    突然间我为他难过起来，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有几次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小时候他把我放在肩上的时候，有次他的球队得了冠军的时候，他被巴塞洛缪·布朗宁学校雇用的时候。只有这样的几个瞬间而已。但是他很少笑，除非是苦笑。或许他应该服用些抗抑郁剂的，或许这才是他的问题所在，但是我很怀疑。“我并不怎么了解你，爸爸，”我说，“但是我尽力了。”

    在整个三小时里几乎没什么人来。有几个我的高中同学，有两个朋友带来了他们的老婆，还有我的两个大学朋友。爸爸的姨妈艾琳来了一会儿，说：“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走运。”她有点爱尔兰口音，抹了那种浓重的老年妇女香水。塞斯很早就来了，一直陪着我，待到很晚才离开。为了逗我笑一笑，他说了些老爸的旧闻，爸爸当教练时著名的轶事，那些在我的巴塞洛缪·布朗宁同学之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个叫佩利的笨孩子，有次爸爸用符号笔在他的面罩中间画了一条线，画过制服、延伸到那孩子的鞋上，接着在球场的草地上画出一道笔直的线一直横跨过整个球场——尽管笔在草地上根本没留下痕迹，然后爸爸对他说：“你沿着这条线跑，佩利，明白了吗？这才是你要跑的路。”

    有一次他叫暂停，走到一个叫斯蒂夫的球员跟前，一把抓住他的面罩说：“你是傻子吗，斯蒂夫？”然后，不等斯蒂夫回答，他就猛地上下拉动面罩，搞得斯蒂夫像个玩具娃娃那样不停地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