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的主管还是当年操办我母亲葬礼的那个人。他很热心，也很和蔼可亲。他的头发有几块有点儿黑过头了，蓄着一把直立的大胡子。他叫弗兰克——“跟你父亲的名字一样。”他说。他把我领进殡仪馆，里面看起来就像简陋的乡村小屋，铺着东方地毯，有些深色的家具。中间是个大厅，旁边有几间房子。他的办公室既小又暗，有几个老式钢制文件柜，还挂了些船和风景画。这个人一点都不矫揉造作，似乎真的很关心我。弗兰克说了些他父亲过世的时候的事儿，那是六年前，他说那段日子对他来说非常痛苦。他递给我一盒面巾纸，但我根本用不着。他在为如何在报纸上发表讣闻做笔记——我暗自奇怪，谁会看呢？有谁会真的关心呢？——我们决定了该采用什么样的措辞。我努力地回忆爸爸过世了的姐姐的名字，还有他父母的名字，我这辈子见他们的面加起来还不到十次，而且只是叫他们“爷爷”、“奶奶”。爸爸和他的父母关系很僵，所以我们很少见面。我对爸爸漫长而复杂的就业经历有点记忆模糊，我可能忘了一所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不过那些重要的学校我都想起来了。

    弗兰克问起父亲的从军纪录，我只记得他在某个军事基地参加过基本训练，从来没有去哪儿打过仗，而且他对军队深恶痛绝。弗兰克问我希不希望在父亲的棺材上放上国旗，作为老兵，父亲有权享受这份荣耀。但我拒绝了。爸爸才不会希望自己的棺材被盖上国旗，他肯定会破口大骂，会说这样的话：“你他妈觉得我是谁？庄严地躺着的约翰·肯尼迪？”弗兰克又问我希不希望军乐队在葬礼上吹葬礼号，父亲也有权享受这个。他还向我解释说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号手了，他们一般都是在墓边放磁带代替。我说，不，我爸爸也不会想听“葬礼号”。我告诉他我只希望他尽快安排好葬礼和其他一切事宜。我希望它赶紧结束。

    弗兰克给举行过我母亲葬礼的那家天主教堂打了电话，预订两天后举行葬礼弥撒。据我所知，不会有外地赶来的亲属了。我们亲戚中惟一活着的就是一个他从没见过的阿姨，以及我的几个表兄妹。有几个人我想应该算是爸爸的朋友，尽管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并且都住在本地。弗兰克问我有没有希望父亲穿着下葬的衣服，我说他可能有，我得找找。

    接着弗兰克带我到楼下展示棺材的套间。它们看上去都很大、很俗气，要是老爸看到了，一定会笑话它们。我记得母亲过世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说殡仪行业只是在偷窃亡者家属的钱财，他们如何对棺材漫天要价，而棺材最后总是得埋到土里的，要那么好的棺材有什么意义呢？还说他听说他们总是在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便宜的松木棺材把贵重棺材偷偷地换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是看着母亲的棺材被埋进土里的，我不认为他们能骗人，除非深更半夜地来把它挖出来，我实在不太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出于这种原因——至少这是他的借口——爸爸给妈妈挑了一具最便宜的棺材，上了色的廉价松木，看起来像是红木。“相信我，”母亲过世之后我在殡仪馆里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母亲不赞成浪费钱。”

    但是我不会这么对他，尽管他已经不在了，我怎么做他都不会知道。我开保时捷，住“海港家园”的大公寓，也能给我的父亲买一口好棺材。当然，用的是他一直鄙视的我的工作所得。我挑了一口看上去很高雅的红木棺材，它还有个叫“记忆保险箱”的东西，是个小抽屉，你可以在里面放些死者生前使用的东西。

    几个小时后我开车回家，蜷缩在我从来不收拾的床上，进入了梦乡。那天晚一点的时候我去了爸爸的公寓，翻了翻显然很久没有打开过的衣橱，找到了一套看上去很廉价的蓝色西服。我从来没见他穿过这套衣服，衣服的双肩上都积了一层灰。我还找到一件礼服衬衫，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