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很显然不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他们本可以炒了我，把我扔给法律，让我自生自灭。那样的话，我早就在马里恩的囚床上了。

    酒精的刺激使得一阵令人愉快的强大自信从我心里油然升起，我变得与自大狂只有一线之差。我就是被投放到纳粹德国的伞兵，身上只带着应急口粮和短波收音机，协约国的胜利完全指望我了，我简直是西方文明社会的惟一希望。

    “今天我在市区看到艾里奥特·克罗斯了。”塞斯说。

    我不解地看着他。

    “艾里奥特·克罗斯？记得吗？艾里奥特·入立舒？”

    我的反应速度变慢了，我想了几秒钟，然后大笑起来。我已经好多年没听到艾里奥特·克罗斯的名字了。

    “他是某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专攻……环境法的，是吗？”我笑得说不出话来，喷出一口威士忌。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忘了他长什么样，那你记得他的‘裤子’吗？”

    这就是我喜欢和塞斯在一起的原因：我们用莫尔斯代码交谈，知道彼此代码所代表的意思，以及其中所有的笑话。我们共同的经历让我们拥有了一种密语，就像婴儿时期的双胞胎的交流方式。高中的一个夏天，一家高级网球俱乐部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国际网球比赛，塞斯就在那儿做地面维护。他让我们偷偷地溜进去看比赛。由于观众很多，于是他们租来了一些移动公厕设备，是叫方便屋（-O-Sans）还是叫约翰上班中（Johe Job）来着，总之都是些好玩儿的名字，记不清是哪个了。那些厕所看上去就像大型旧冰箱，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全满了，移动公厕公司的人懒得来清理，因此它们臭气熏天。

    那个叫艾里奥特·克罗斯的预科生，我和塞斯都很讨厌他，部分原因是他骗走了塞斯的女朋友，也因为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他出现在赛场，穿着阴阳怪气的网球衫和白色的粗布长裤，挽着塞斯的前女友。他犯了个错误——进了方便屋去方便。正在清扫垃圾的塞斯看到了，冲我邪恶地一笑。他跑到移动厕所前，用捡垃圾的工具的木柄穿过门上的插销，让我和我们一个叫弗莱士·弗莱厄蒂的朋友，一起推得厕所前后摇摆。你能听到艾里奥特在里面大喊“喂！喂！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也能听到厕所里秽物泼溅的声音。最后我们把它完全推到了，艾里奥特也困在里面，我都不敢想像那个可怜的家伙在什么里头漂浮。塞斯丢了工作，但是他坚持说丢得值——就为了能看看艾里奥特·克罗斯穿着他那不再洁白的网球衫、一身大便干呕着跑出来，他都愿意掏大钱。

    回想起艾里奥特·克罗斯歪歪趔趔地从移动厕所走出来，把溅上了大便的眼镜戴上他那张满是大便的脸的情形，我大笑得失去了平衡，四脚朝天地摔在了地上。我就那样躺了几秒钟，根本站不起来。大家都挤到我跟前，许多巨大的脑袋凑在我上方，问我有没有事。我显然是喝醉了，看到的一切都好像蒙了一层东西。不知为何，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我爸和安托因·雷昂纳德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极其可笑，大笑得停不下来。

    我感觉有人抓住了我的肩膀，又有人抓住了我的肘部。塞斯和另一个家伙把我扶出了酒吧。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

    “对不起，哥们儿，”我觉得一阵尴尬，“多谢。我的车就在这儿。”

    “你没开车来，兄弟。”

    “车就在这儿。”我无力地坚持。

    “那不是你的车，那是辆奥迪还是什么的。”

    “那就是我的，”我一边坚决地说，一边用力地点头强调，“奥迪A6，我想是的。”

    “你的Bondo车呢？”

    我摇摇头：“我换了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