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特莱恩进行第一次面试的前夜，我去探望了我爸爸。我每周至少去看他一次，有时更多，这要视情况而定，要看他是不是打电话叫我过去。他老给我打电话，部分原因是他太孤独了（妈妈六年前过世了），另外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吃的类固醇导致他有点妄想狂，因此他深信他的护理员们想杀了他。所以他的电话从来都不怎么友好，也不怎么轻松愉快，都是些抱怨、怒骂和控诉。他说他的一些止痛片不见了，他坚信是卡里恩护士偷的。还有，氧气公司供应的氧气质量太差了。另外，朗达护士老是绊着他的空气软管，猛地一下就把小管子也就是氧气插管拽出了他的鼻孔，差点没把他的耳朵给一并扯下来。

    要说很难留得住照顾他的人，这实在是轻描淡写得有点可笑了，事实上，几乎没人能忍得了几周。自从记事起我就知道弗朗西斯·X·卡西迪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并且随着他逐渐衰老和病情恶化，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他每天总是抽上几包香烟、大声地干咳，而且老犯支气管炎。因此他得上肺气肿实在是没什么让人吃惊的。他还有什么盼头？好多年前他就已经没力气吹灭自己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了。现在他的肺气肿处于所谓的晚期，也就是说他只能活几个礼拜，几个月，也可能是十年。谁知道呢。

    不幸的是，作为他惟一的子嗣，安排护理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头上。他还住在那栋由一楼和地下室构成的公寓里，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妈妈过世后，屋里的一切都没改变，还是那台金黄色的、从来没有正常运转过的冰箱，还是那张一边下陷的沙发，也还是那副年久发黄的蕾丝窗帘。他没有任何积蓄，养老金也少得可怜，连支付他的医疗费用都不够。这意味着我得将自己薪水的一部分花费在他的房租、健康护理以及其他家庭开销上。我从来没期盼过他会感谢我，也从来没被他感谢过。他永远不会向我要钱，我们俩都有点儿装模作样——假装他是靠信托基金或是别的什么在生活。

    我到的时候，他坐在他最喜欢的苏丹式躺椅上，正在那台巨大的电视机前看节目——这是他主要的消遣——这可以让他揪着什么就发一通牢骚。他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他现在得二十四小时吸氧），正在看商业信息片。

    “嗨，老爸。”我说。

    大约有一分钟他都没抬头——他完全被商业信息片迷住了，仿佛是在看电影《精神变态者》中最惊险恐怖的那一幕。他瘦了，平头也都白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那个婊子要辞职，你知道吗？”

    他所说的“婊子”是最新的家庭健康护理员，一个名叫莫林的忧郁的爱尔兰女人。莫林五十多岁了，戴着一头醒目的红色假发。大概是时间到了，她拿着一个塑料筐，里面堆满了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t恤和平脚短裤。她一瘸一拐地穿过起居室——她的髋部曾受过伤。惟一使我诧异的是她居然忍了这么久才辞职。在苏丹式躺椅旁边的茶几上有一个小小的无线电门铃，每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按铃叫她，而他似乎老在按铃。要么就是他的氧气出问题了，要么就是鼻管把他的鼻腔弄得太干燥了，再不就是要人搀他去洗手间。莫林偶尔会推着他出去“散步”，他坐在机械推车里，一边逛商场一边骂骂咧咧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的不是，还不忘变本加厉地辱骂莫林。他口口声声地说莫林想毒死他。正常人当然会被他搞疯，更何况莫林本来就挺敏感的。

    “你怎么不告诉他你叫我什么来着？”她边说边把洗好的衣服放在沙发上。

    “噢，上帝啊。”他说。由于老喘不上气，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几个词几个词地往外蹦。“你一直在我的咖啡里放防冻剂，我能尝出来。他们把这叫做‘弑老’，你知道的，就是谋杀老年人。”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用比防冻剂更好点儿的东西。”她反驳道。尽管已经在美国居住了近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