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现在我们以他的名字为几种裂纹命名——更精确地说是，勒弗特一型，勒弗特二型，勒弗特三型。

    简单地说，这个8岁男孩的裂纹属于勒弗特三型，导致面部骨头与头颅彻底分离。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男孩的脸像一张面具一样撕下来，如果我想这么做的话。

    “车祸吗？”我问。

    齐亚点点头。“父亲喝醉了。”

    “不要告诉我他安然无恙，是吧？”

    “他竟然还记得系上自己的安全带。”

    “但没有系上他儿子的。”

    “真是烦人。怎样才能不让他一次次地举起酒杯呢？”

    齐亚和我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地方开始我们的人生旅程。正如斯托里演唱的70年代经典歌曲《路易兄弟》那样，齐亚黑得如同黑夜，而我比白天还要白（齐亚把我的皮肤形容为“水底的鱼腹”）。我出生在纽瓦克的贝思以色列医院，在新泽西州卡塞尔顿的郊区街道上长大。齐亚出生在海地太子港郊区村庄的一个泥泞的茅屋里。巴巴多克统治期间，她父母一度成为政治犯。没人知道太多的细节。她父亲被判处死刑，母亲被释后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她带上女儿，可能坐着一条木筏外逃。半道上死了三个，齐亚和她母亲幸存下来。她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布朗克斯，栖居在一家漂亮的美容店的地下室里。俩人整天不声不响地清扫头发。对齐亚来说，头发似乎是逃避不了的。沾在衣服上，贴在皮肤上，粘到喉咙里，钻进肺里面。她觉得嘴里好像有一缕头发，却怎么也扯不出来，这感觉一直驱之不散。直到现在，齐亚紧张的时候，她的手指就会去扯舌头，似乎要扯出一件昔日的纪念品来。

    手术结束时，齐亚和我瘫坐到一条长凳上。齐亚解开她的外科手术口罩，任其耷拉在胸前。

    “小菜一碟，”她说。

    “阿门，”我表示同意。“你昨晚的约会怎么样？”

    “恶心，”她说，“我不是指字面意思。”

    “对不起。”

    “男人就那么回事。”

    “我搞不懂。”

    “我快绝望了，”她说，“我正寻思着再跟你上一次床。”

    “哎哟，”我说。“你们女人就没有标准吗？”

    她的微笑令人眩目，明亮的眼白映衬着黑色的皮肤。她不到6英尺高，肌肤光滑，颧骨高高的，尖尖的，让人担心会戳穿她的皮肤。“你什么时候开始约会的？”她问。

    “我正在约会。”

    “我的意思是约会时间长到足以产生性接触。”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那么随便，齐亚。”

    齐亚和我曾经上过床一一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我在医学院就读一年级时，我们对上眼了，做了一夜露水夫妻。我有过不少一夜情，但能够记起来的只有两次。第一次导致灾难。第二次——这次——导致一种我将永远珍视的关系。

    等我们走出擦洗消毒室时已是晚上8点。我们开着齐亚那辆迷你型宝马车前往诺斯伍德大道的停车购物场，想买点食品杂货。当我们在过道里推着购物车时，齐亚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喜欢齐亚说话，因为这使我觉得精力充沛。在一个熟食品柜台前，齐亚看着特价食品柜，皱起了眉头。

    “怎么啦？”我问。“他们在卖野猪头火腿。”

    “那又怎么了？”

    “野猪头，”她重复着。“是哪位营销天才想出这样一个名字？嘿，我有个主意。把以前我们做的让价手术用这些最讨厌的动物来命名。不，准确地说，用它们的脑袋命名。”

    “你一直这样命名，”我说。

    她想了想。“唉，也许吧。”

    我们来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