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逃脱。

    我渴望着麻木感。我渴望着住院时的那种呆滞感。我渴望着那个静脉注射袋和麻醉剂的自由流动。我的皮肤被撕裂了。现在我的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我能够感觉到一切。

    恐惧和无助笼罩着我。恐惧把我紧锁在屋里。而无助——我难过地明白了是我引爆了这种感觉，在减轻孩子的痛苦方面我无能为力——则紧紧地缠绕着我，使我关上所有的灯。我十有八九是神智错乱了。

    日子在令人腻味的迷糊中一天天地过去了。大多数时候我坐在电话旁——确切地说，有好几部电话。我家里的电话、我的手机和绑匪的手机。我给绑匪的手机买了个充电器，这样就能使它一直保持工作状态。我坐在长沙发上，这些电话就摆在我的右面。我尽量不看它们，甚至连电视也不看。因为我记得有句古老的谚语：盯着水壶看，壶里水不开。尽管如此，我还是偷偷瞅几眼这些可恶的电话，担心它们会不明不白地不翼而飞，盼着它们响起来。我还努力地寻找那种超自然的父女关系，我坚持认为塔拉还活着。我想（或者至少我自己相信）脉搏还在那儿微微地跳动。

    “别无选择……”

    使我的负罪感加重的是，昨天夜里我梦见的不是莫妮卡，而是另一个女人——我的老情人雷切尔。就是那种时间与现实扭曲了的梦，就是那种世界变得完全陌生甚至是矛盾、而你对此坚信不疑的梦。雷切尔和我在一起。尽管分手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一直藕断丝连。虽然我还是34岁，但她自从离开我那天起一点也没有变老。塔拉在梦中还是我的女儿——事实上她从来没有遭到过绑架——但阴差阳错地成了雷切尔的女儿，尽管雷切尔不是她的母亲。也许每个人都做过类似的梦，梦里的情形不能当真，但是人们并不怀疑梦里的所闻所见。我醒来时，梦境已烟消云散。留给我的只有事后的体味和一种意料之外的力量驱动的渴望。

    母亲老是逗留在我这儿。她刚刚把另一盘食物向我面前重重地一放。我置之不理，这样的情形不知有多少次了。妈咪不厌其烦地絮叨着她的祈祷：“为了塔拉，你得保持体力呀。”

    “对，妈咪，现在要紧的是力气。要是我多举几下杠铃的话，就能把她弄回来。”

    妈咪摇摇头，没有上我的当。这事说起来未免有些残忍。她也受到了伤害，孙女不知去向，儿子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我看着她叹了口气，转头回厨房了。我没有向她道歉。

    蒂克纳和里甘经常来探望我。他们提醒我说莎士比亚式的愤懑是无济于事的。他们把正用于寻找塔拉的所有技术奇迹统统告诉了我，包括DNA和犯罪现场的隐约指纹、秘密照相机、飞机场、公用电话亭、火车站、追踪装置、监控装置和实验室。他们动不动就搬出警察那套陈词滥调，像“连每一块石头都翻过了”和“一切可能的手段”。我朝他们点着头，他们让我看了警方存档的罪犯的脸部照片库，但那个穿着法兰绒取赎金的家伙却不在其中。

    “我们查过Bt了电子公司的情况，”里甘在第一天夜里告诉我。“确实有这家公司，不过他们用的是磁性标志，就是可以把它从卡车上撕下来的那种。两个月前被人偷走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事也值得报案。”

    “车牌是怎么回事？”我问。

    “你给我们的那个号码并不存在。”

    “那怎么可能？”

    “他们用的是两个旧车牌，”里甘解释说。“瞧，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把两个车牌锯成两半，然后把一个车牌左边的一半和另一个右边的一半焊到一起。”

    我怔怔地盯着他。

    “这事也有好的一面，”里甘补充说。

    “噢？”

    “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伙职业罪犯。他们知道，如果你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