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我们就会在那个购物中心布下埋伏。因此他们找到一个秘密地点，这地方只要我们过去就会被人发现。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去追查假标志和焊起来的车牌这样没用的线索。就像我说的，他们是职业罪犯。”

    “有好的一面是因为……？”

    “职业罪犯通常不那么残忍好杀。”

    “那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的推测是，”里甘说，“他们正在软化你，这样他们就能向你索要更多的钱。”

    软化我。已经起作用了。

    赎金这事办砸后，岳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从埃德加的声音里听得出来他很失望。这个时候我不想说不友好的话——是埃德加提供的钱，他还明确表示会继续这样做——比起最终的结果，听得出来他对我更失望，失望我没有接受他不要报警的建议。

    当然，他在这事上是对的。我错过了一个良机。

    虽然我试图参加调查，但警察们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电影里的这些人总是与受害者合作，并分享信息。我自然会向蒂克纳和里甘问及此案的很多问题，但他们拒不回答。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讨论具体的案情。他们以近于轻蔑的态度对待我的质询。比如，我想了解我妻子是怎么被发现的，了解她为什么会赤身裸体。他们守口如瓶。

    伦尼经常来我家。他回避我的目光，因为他也为鼓励我报警而自责不已。（里甘和蒂克纳的脸色也在两种负罪感之间游离不定，一种负罪感是因为事情办砸了，另一种负罪感是因为：也许就像我这个悲痛的丈夫和父亲，从一开始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们想了解我和莫妮卡之间摇摇欲坠的婚姻状况。他们想了解我失踪的手枪。伦尼当初估计得一点不差。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局的视线越来越集中在惟一一个现成的嫌疑人身上。

    就是在下。

    刚过一周，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撤走了。蒂克纳和里甘也不经常来了。他们频频地看着手表。他们说声抱歉后用电话联系其他案件的有关情况。对此我当然理解。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事态慢慢平息下来了。能缓口气我还是有点欢迎的。接下来的第九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0点钟时，我正在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爱我的家人和朋友，但他们开始意识到得给我留出自己的时间。晚饭前他们就都离开了。我从湖南花园订了份外卖餐，根据妈咪以前的指示，吃饭才能有力气。

    我看了看床边的闹钟，所以我知道当时的精确时间是晚上10点18分。我瞅了一眼窗户，只不过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黑暗中，我差点没有看到——不过没有什么显眼的东西——但是什么东西闯进了我的视线。我停下来，又看了一眼。

    那里，如一尊石像站在我外面的人行路上、凝视着我家的是个女人。我断定她正在凝视着，但我不敢肯定，因为她的脸被阴影罩住了。她一头长发——我从身体轮廓就能清楚地看出来——穿着一件长外套。双手插在衣兜里。

    她只是站在那里。

    我对此不敢妄加推断。当然，我们是新闻人物。记者们一天24小时光顾这里。我把街道的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没有汽车，也没有新闻采访车，什么也没有。她是走过来的，不过这也很反常。我住在一个郊区住宅区。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出来散步，通常是牵着一只狗或夫妻两人，或者夫妻一起牵着一只狗。但是一个女人单独在外散步就近乎匪夷所思了。

    那她为什么停在那里？

    我估计是出于病态的好奇。

    从这个角度看，她是个高个子，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猜测而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种不安的感觉沿着我的脊梁骨上升。我抓起一件汗衫，飞快地套到睡衣外面（刚套到脖颈），又如法炮制套上一套宽松运动服和睡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