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是否明白，就无从知晓了。父亲41岁那年第一次中风，也就是陪我在医院度过那些夜晚之后的第二年，我当时8岁。

    我还有个妹妹，名叫斯泰西，她不是个“物质浪费者”（这样说政治上更为合适），就是个“疯子”（这样说更精确一些）。我有时看看父亲中风前拍的那些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而自信的四口之家、毛发蓬松的狗、修剪齐整的草坪、篮球网框和堆满煤块的野餐烤肉架。我在妹妹没有门牙的微笑中寻找着未来的暗示，她那阴暗的自我，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没有看出来。尽管我们依然拥有那栋房子，可是它就像一个魅力不再的电影道具。父亲依然活着，可是自他一倒下，一切都像汉普蒂·邓普蒂一样土崩瓦解了。特别是斯泰西。

    斯泰西没有来探望我，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不过无论她现在做什么，都不足为奇。

    最后，母亲转身面对着我。我紧紧地握住那个褪色的奥斯卡，这时一个新念头撞击着我：又只剩我们俩了。爸爸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斯泰西形同行尸走肉。我探身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温暖和她最近日渐变厚的皮肤。我们就这样一直待着，直到房门打开。还是那个护士弓着身子走了进来。母亲直起身说：“马克也喜欢玩具娃娃。”

    “电影人物，”我马上纠正她的话。“他们是电影人物，不是玩具娃娃。”

    我最好的朋友伦尼及其妻子谢里尔每天也都来医院探视我。伦尼·马库斯是个一流的出庭律师，尽管他也经常处理我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的超速行驶罚款单和我们的房子买卖交割等琐事。他大学毕业后在县检察官手下干事，很快朋友和对手们就送他一个“牛头狗”的绰号，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圈子里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绰号对伦尼来说太温和了，所以他们现在叫他“恶犬”。我与伦尼上小学时就相识，我是他儿子凯文的教父，他是塔拉的教父。

    夜里我没怎么睡着。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暗暗数着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听着夜幕下的医院里的各种声响，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思维不要漫游到幼小的女儿身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数可能性。但是我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思维确实是一道黑沉沉的、毒蛇出人的深渊。

    后来，里甘侦探来探望我，想找到些可能的线索。

    “谈谈你的妹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什么？”我快言快语地说。在他阐述之前，我伸手阻止了他。我明白了。妹妹是个吸毒者，有毒品的地方就意味着存在犯罪的可能性。“难道我们遭到抢劫？”我问。

    “我们不这样认为。好像什么东西也没丢，但那地方被搜查过。”

    “被搜查过？”

    “有人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就告诉我一下你妹妹的情况。”

    “你们有斯泰西的证据吗？”我问。

    “有。”

    “我不敢肯定能补充点什么。”

    “你们现在关系不怎么样，对吧？”

    不怎么样。这难道对斯泰西和我适用？“我爱她，”我慢吞吞地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六个月前。”“塔拉出生的时候？”

    “是的。”

    “哪儿？”

    “我在哪儿见到她的？”

    “是的。”

    “斯泰西来医院了，”我说。

    “来看她侄女？”

    “是的。”

    “那次探望时发生了什么事？”

    “斯泰西犯了毒瘾。她想抱抱婴儿。”

    “你拒绝了？”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