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死者的头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嘛……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仿佛彻底消失了一样。要是能找到的话，或许还能查明些情况，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吉敷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尸身上没有头……当时警方对此是如何解释的？”

    “什么如何解释的？”

    “凶手为什么要砍下死者的头？”

    “警方对此未做任何说明。”

    “什么都没说吗？”

    “这件事估计他们连想都没想过。”

    “怎么会！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吉敷心里已能猜出个大致情形。他以前曾参与过分尸案的调查，一说到分尸的理由，总会以一句“便于搬运”来敷衍，参与搜查的其他人也不会去深究原因。

    “律师是怎么说的呢？”

    “律师根本就不考虑这件事。我曾经和本井律师详细说过这事，结果却被他取笑了一番。后来这起案子在盛冈有些名气了，不少人这样那样地说了一大堆，或许该说是推理吧。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本井律师都会说：‘外行人，瞎说什么？这可不是在玩侦探游戏，白痴！’根本不把那些人的话放在眼里。”

    诚然，警察在与普通人打交道时，普遍存在一种高人一等的想法。吉敷自己也一直被这种想法困扰。如果案件本身再多少带点离奇色彩，事件本身比较繁复纠结的话，调查时便会觉察到外行们跃跃欲试的倾向，并选择有意识地无视。身为警察，一旦遇到情况与前例有异，哪怕自己主观不想，也会东拼西凑地找些理由来否定。但吉敷一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疑点进行深究，而且无一例外地收到了实效。

    “你怎么看？觉得这一点重要吗？”

    女人如此问道，不知她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种事怎么可能不重要？吉敷甚至觉得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信息。不过吉敷如今已成熟了不少，虽然心中这么想，却不会坦白说出“当然重要”这种话。尽管他并不认为对这件事抱有兴趣会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身为警察，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和嫌犯的妻子保持一定距离，不能随便站到对方那条战线上去。

    “话说回来，检察官当时是怎么重现犯罪过程的呢？恩田……不，你丈夫用菜刀捅死了三个人，然后——我不清楚事情发展的顺序究竟如何，不知道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砍下河合人头的，反正就是把死者的头带走了，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吧？是这么回事吗？”

    “差不多吧。事实上，检察官当时并没有提这件事。”

    “案情陈述和起诉书里都没有提过吗？”

    “是的。”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想起诉被告，检察官必须重现犯罪过程。这起案子是一起无头杀人案，如果人头的去向暧昧不明，就无法证明其罪行。”

    “我刚才说过，当时我丈夫已经认罪了。”

    “哦……自供书里都说了些什么昵？你丈夫说他把人头弄哪儿去了？”

    这一点同时也是衡量自供书可信度的方法。如果犯人在自供书里准确说出了人头在哪儿，那这通自供是被逼写下的可能性便可以消除了。那是唯有真凶才知道的秘密。

    “我刚才说过，当时警方对我丈夫严加拷问，一会儿让他说埋在了这儿，一会儿又让他说埋在了那儿。整整两个月，警察每天带着他在姬安岳里来回转悠。每次发现可疑地点，他们都会说是我丈夫说的，然后就到处挖。他们不知在山里挖了多少坑，基本把推测的那条我丈夫从现场逃回家的路线挖了个遍。当时当地市民群情激愤，嚷着要警方尽快将如此残暴的凶手缉拿归案，他们就连忙逮捕了我丈夫，想拿他来顶罪。案子之所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