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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问题多半在你脑子里，斯卡佩塔医生，”他说，“你来到这里，想要变成网球高手，事实上，你最好先回归现实。”

    “哼，我倒是很确定我绝对当不成网球高手。”我嘟哝着。

    “不要只专注在赢分，倘若你专心在不要输掉任何一分上，也许会比较好。打智慧球、布局，打回每一颗击来的球，直到你的对手失分或给你一个明显的机会。那边打的是真正的球赛。俱乐部水准的比赛不是在赢球，而是让对方输球。有人打败你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多赢了几分，而是因为你比他们输了更多分。”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他点点头，“我打赌你在工作时不是这样没有耐心。打个比方说，我打赌你把每一颗来球都击回去，而且可以一整天都那样做。”

    我并不确定，但泰德的教法却收到反效果，我的心思完全离开网球。哼，打智慧球。稍后，当我在浴缸里泡澡，我一头栽进这个想法里，很久很久。

    我们是无法击败这个凶手的。子弹的圈套和报纸刊载攻击性的故事，一点用也没有，小小的防卫计策可能反而有效。能逃过逮捕的罪犯并不表示他们的计划完美无瑕，只能说是运气。他们会犯错，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是要认出那些错误，了解那些错误的重要性，判定什么是蓄意留下，什么不是。

    我想到那些我们在尸体旁找到的烟蒂。凶手故意把它们留在现场吗？也许。那会是一个错误吗？不是，因为就证物而言，它们并没有价值，而我们无法断定那些烟蒂的品牌。将红心J留在汽车里是蓄意的，但这也不是一项错误，因为上面没有指纹。就算有什么，那些纸牌的目的也许只是在引导我们认为那个留下纸牌的人希望我们认为的。

    用枪射击德博拉·哈威，我确定是一项错误。

    然后是行凶者的过去，我正努力思考着。他不是突然间从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一夜间变成个经验丰富的杀手。在这之前他犯过什么罪，有什么样的邪恶？

    就一方面来说，他很可能在8年前枪杀了一位老人的狗。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因为那事件指出了他是这个区域的人，对这里不陌生。我怀疑他以前就杀过人。

    隔天早上，工作会议一结束，我就要我的电脑分析师——玛格丽特，给我培力营周围50英里以内，过去10年来发生的所有谋杀案件的副本。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寻找一对被害人的谋杀案，但我找到了。

    档案号码是C0104233和C0104234。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相关案件，那发生在我搬迁到弗吉尼亚州之前的几年。我回到我办公室关上门，带着渐增的兴奋翻阅研读着档案。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在8年前的9月被谋杀，是乔伊斯先生的狗被射杀后的一个月。

    这两名女子在8年前的9月14日星期五晚上失踪时，都只20岁出头，第二天在教堂的墓园发现她们的尸体。一直到隔天，伊丽莎白的德国福斯车，才在一家莱特弗60号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停车场发现，离威廉斯堡不远。

    我开始研究解剖报告和人体资料表。伊丽莎白·莫特颈边被射了一枪，经研判她随后胸部被刺一刀，喉咙被割破。她衣衫完好，没有遭性侵犯的迹象，体内没有子弹，手腕上有绳索捆绑的痕迹，没有防卫性伤口。然而，吉尔的报告上揭诸的却是另一种情形。她双手前臂以及手上都有着防卫性伤痕，脸上、头皮上有着想来是以手枪挥击所造成的挫伤和割伤，她身上的衬衫被撕破。很显然，她曾奋力挣扎，造成她最后被戳刺11刀。

    根据档案里留有的剪报，詹姆士市警局说这两名女子最后被人们看到是在威廉斯堡的安佳酒吧喝啤酒，她们在那儿大约待到晚上10点钟。假设的理论是说，她们在那里见到那个攻击者，一个“酒吧里的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