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来有点担心，那是当她提到她无法到机场来接我们时显露出来的。

    因为是我出钱负担这次的开支，而且我不想开车。我告诉马里诺可以选择任何他想租用的车，他就像是个第一次开车上路的16岁孩子，选了一辆全新的雷鸟，黑色，有天窗、音响、电动车窗、皮制坐垫。他往西开去，打开天窗，又把暖气拧开，而我则在车上把我在华盛顿跟艾比的对话细细说给他听。

    “我知道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尸体被移动过，”我在解释。“而现在我猜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不确定我懂，”他说，“你为什么不一点一点地告诉我。”

    “在你和我到达休息站前，已经有人搜查过吉普车了，”我开始解释。“而我们没有在仪表盘上看到一张红心J，也没有在坐椅上，或任何其他地方看到。”

    “不见得那张纸牌不在仪表盘旁的储物箱或其他地方呀，警察有可能在警犬闻嗅之后找到了。”他一边保持汽车时速，一边说着，“如果这个纸牌是真的存在的话，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

    “让我们先假设那是真的。”

    “我在听。”

    “韦斯利在我们之后到达休息站，所以他也没有看到纸牌。后来，吉普车被警方搜查过，你可以确定韦斯利如果不是在现场，就是跟摩瑞联络而知晓找到了什么东西。如果没有红心J的迹象，我打赌没有，这让韦斯利的猜测转了个弯。他也许接着想，德博拉和弗雷德的失踪跟其他情侣的失踪死亡无关，或者德博拉和弗雷德已经死了，而这回那张纸牌有可能被留在现场，留在尸体旁。”

    “这就是为什么你认为在你到达前，他们移动过尸体。因为警方在找那张纸牌。”

    “或者说是彭顿在找。没错，那正是我的考虑。否则那没有道理，彭顿和警方知道在法医到达前不可以碰触尸体。但是彭顿同时也不愿意冒险让一张红心J跟着尸体进入停尸间，他不要我或任何其他人发现或知道它的存在。”

    “那么比他扰乱现场还要有道理的是，他可以要我们对此保守秘密呀，”马里诺争辩着。“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的。那儿有很多警察，他们会注意到彭顿是否找到一张纸牌。”

    “话是没错，”我说，“但他同时也了解越少人知道越好。如果是我在德博拉或弗雷德的私人物品间发现一张纸牌，那会写进我的书面报告里。州检察官、我的同事、家人、保险公司——任何会看到解剖报告的人就都会知道。”

    “好吧，好吧。”马里诺变得没有耐心。“那又如何？我是说，那又说明了什么？”

    “我不知道。如果艾比的暗示是真的，那些纸牌的出现必定对某些人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不是要攻击你，医生，但我从来就不喜欢艾比·敦布尔。当她在里士满工作时就不喜欢，我相当确定我对她现在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但她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谎。”我说。

    “是哦，你只是从来不知道而已。”

    “我看过格洛斯特的警探在一份笔录里提过扑克牌。”

    “而那也许就是艾比得到的线索。现在她把那滚成个大雪球，妄作臆想，胡乱希望，她只是要写一本书罢了。”

    “她现在已不是正常的她了。她是被吓坏了，害怕了，而且我不同意你对她人格的批评。”

    “好吧，”他说，“可是她来到里士满，表现的像是你很久不见的朋友，说她并没有要在你身上挖消息。下一步，你得从《纽约时报》得知她要写这么一本有关这些案件见鬼该死的书。喔，是哦，她真是个好朋友，医生。”

    我闭上眼睛，听着收音机轻轻播送的乡村音乐。阳光穿过挡风玻璃温暖地投射在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