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

    “喔，老天爷。”她轻呼。

    “哈威太太，我不能证实——”

    她用一个几近歇斯底里的语声打断我：“警方告诉我他们找到戴比的钱包，还有驾驶执照。”

    我想是摩瑞，那个没脑筋的混蛋。

    我对她说：“我们不能纯靠私人物品来作确认凭断。”

    “她是我女儿呀！”

    接下去会是威胁和谩骂。我已经经历这些过程太多次了，那些为人父母的在平常状态下，最和蔼可亲不过。我决定给帕特·哈威一些有建设性的事做。

    “我还没有检查那些尸体。”我重复。

    “我要看她。”

    再过100万年吧，我心中嘀咕着。“那尸体无法用肉眼辨识，”我说，“他们几乎已成骸骨。”

    她猛吸了口气。

    “现在要看你能否协助，那么我们明天就能确认，不然要等上几天。”

    “你要我做什么？”她颤抖着问。

    “我需要X光照片、牙医记录，以及其他任何你能拿到的跟德博拉有关的医疗记录。”

    静默。

    “你可以帮我找到那些吗？”

    “当然，”她说，“我立刻进行。”

    我猜她会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把她女儿的医疗记录准备好，即使那意味着她得把里士满市里一半以上的医生从床上揪起来。

    第二天下午，我正把罩在法医解剖学辅助用具——人体骨骼上的塑料套揭开，就听到马里诺的声音在大厅响起。

    “我在这儿。”我大声地说。

    他大步来到会议室，脸上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具人体骨架。骨架上的骨头是用线连结在一起，而头盖骨顶上的弯钩钩在一个L型的棍子上。它站起来的身形比我高一些，双脚在有轮的木制底盘上晃来晃去。

    收妥一张桌上的纸张文件后，我说：“要不要帮我把它推出去？”

    “你要带瘦子去散步？”

    “它要到楼下去，另外它的名字叫哈瑞斯。”我回答。

    当马里诺跟他露着牙齿的同伴随着我来到电梯前时，骨头和小轮子安静地碰击着，引来一些路过此地同事好笑的眼神。哈瑞斯不常出来，而且像是个不成文规定，当它被请出来时，诱拐者的动机通常不是为着任何严肃的理由。去年6月，我过生日那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发现哈瑞斯坐在我的椅子上，带着眼镜，披着实验袍，唇间叼着根香烟。事后有人告诉我，楼上有个神思不定的刑事科学检查员打我办公室门前经过，还探头说声早安，竟没有发现任何不对。

    “你不会告诉我，你工作时它会跟你说话吧。”马里诺在电梯门关上后说。

    “它以自己的方式跟我沟通，”我说，“我发现，有它在身边，有时比图表还要有用。”

    “它的名字有故事吗？”

    “很显然，它在几年前被买下来时，这儿有个印度裔病理学家名叫哈瑞斯。这个骨架的主人也碰巧是印度人，男性，四十几岁，也许更老。”

    “是像印第安人，或是其他那种会在额头画红点的民族？”

    “是恒河边上的印度人，”我边说边跨入一楼。“印度教把他们的死亡跟河流连在一起，相信他们可以直接走向天堂。”

    “我倒是希望这跟天堂无关。”

    当马里诺把哈瑞斯往验尸间推去时，骨头和小轮子撞击声再次响起。

    眼前第一个不锈钢台上，白色布幔下，躺着德博拉·哈威的遗体，灰色不洁的骨头，一堆沾满污泥的头发，韧带像制鞋皮革般坚硬。腐尸恶臭仍然刺鼻，但已经不那么叫人难以忍受，因为我已经除去她身上的衣服。她的情形在跟哈瑞斯做比较下显得更惹人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