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家伙连眼也不眨，完全不动声色。你知道他们的样子。”

    “中央情报局是相当偏执而且紧张多疑的，艾比，尤其是对于培力营。连州警和紧急直升机都不许从它上空飞过。没有人侵入过那领空，也没有人在被耶稣基督证实清白前，可以通过警卫亭进去的。”

    “然而你也曾转错过弯，成千上百的游客也做过，”她提醒我，“联邦调查局从没有来找过你，对不对？”

    “没有，但我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

    我把牛排从烤架上拿起来，她跟着我走到厨房。我把沙拉装盘，倒葡萄酒时，她继续说。

    “自从那警员来找过我之后，奇怪的事开始发生。”

    “比如？”

    “我想我的电话被窃听。”

    “你有什么根据？”

    “开始时是我家里的电话。我会在跟人讲电话时听到别的声音。这情形也发生在办公室，尤其是最近。电话转接给我后，我强烈地感觉到有人在偷听。那很难解释。”她焦虑地重新安放银制餐具。“一种静态的、纷乱似的静默，看你要怎么描述。但它确实存在。”

    “还有其他不寻常的事吗？”

    “几星期前发生一件事。一天晚上8点钟，我站在靠近杜邦圆环，康涅狄格的人人百货公司前，预定要和一个线民碰头，然后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安静地吃顿晚餐。接着，我看到有个人，轮廓鲜明，穿着风衣和牛仔裤，长得很好看。当我站在角落边的那15分钟内，他来回经过我面前两次，后来当我和约好的人进到一家餐厅时，我又从眼角余光瞥见他。我知道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觉得我被跟踪了。”

    “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她摇头。

    “后来你还有看到他吗？”

    “没有，”她说，“但还有其他的事。我住在一栋公寓楼里，所有的信箱都在楼下大厅，我有些信件上的邮戳，怎么想都不对。”

    “如果中央情报局要动你的信件，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绝对察觉不出来。”

    “我不是说我的邮件看起来有被翻阅过的痕迹。但是在几次情况里，有人——我母亲，我的代理人——发誓他们是在某一天寄东西给我，但当我收到时，邮戳上的日期怎么看都没道理。总是晚了几天，或一星期。我不知道。”她停下。“如果只是单纯一件事，我很可能会认为那是邮政服务品质欠佳，但是跟其他的事件放在一起想，叫我不禁要怀疑。”

    “为什么有人要窃听你的电话、跟踪你，或截读你的信件？”我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

    “假如我知道，也许我还能做些什么。”她终于开始吃东西。“这味道真好。”除了口头上的赞美，她看不出来有一点点食欲。

    “可能是任何事，”我率直地建议，“你和那些联邦调查局的见面、培力营的插曲，有可能使你紧张？”

    “很显然那让我紧张惶恐。但，凯，我不是在写什么揭开掩饰神秘面纱的报导，也不是另一个水门案件。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件一个接一个，但都是相同的老故事，惟一酝酿中的大事发生在这里。这些情侣谋杀案，或可能是谋杀案。我开始挖掘这些事，然后卷入麻烦。你怎么想？”

    “我不确定。”我不舒服地想起彭顿·韦斯利的态度，以及他前天晚上的警告。

    “我知道有关鞋子不见了的事。”艾比说。

    我没有反应，也没有显示我的惊讶。那是到目前为止，仍向报纸等传播媒体隐瞒的一个细节。

    “8个人，被人发现死在树林子里，但在现场或遭弃置的车里都没有找到鞋子和袜子。这不是件寻常的事。”她若有期待地看着我。

    “艾比，”我安静地说，并再次往我们酒杯里倒酒，“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