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日那天像三月天一样刮着大风，阳光刺眼，但比三月冷多了。我沿着布朗街向东，朝约翰·马歇尔法院驶去。

    “现在我要再跟你说一件你已经知道的事。”尼古拉斯·古鲁曼说，“媒体会像抢食的鱼群一样疯狂。靠得太近的话，他们会给你啃掉一条腿。到时候我们并肩走，眼睛往下看，不管是谁、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头，也不要看任何人。”

    “我们会找不到停车位的。”我边说边左转开上第九街，“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慢一点，右侧路边的那位好心女士有所动作。她要离开了，如果她最后能出得来。”

    我的车后喇叭声大作。我瞥了一眼手表，然后转向古鲁曼，像运动员等待教练最后一分钟的指示。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克什米尔长大衣，戴着黑色皮手套，顶端镶银的手杖靠在坐椅旁，膝头放着一个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公文包。

    “记住，”他说，“有权决定叫谁进去、不叫谁进去的是你那位朋友帕特森，所以我们得靠陪审团插手，这就要看你的了。你得让他们对你有感觉，凯。在走进那房间的一刹那，你就得跟十个、十一个陌生人成为朋友。不管他们要跟你聊什么，都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要让他们接近你。”

    “我明白。”我说。

    “我们要孤注一掷，说定了？”

    “好。”

    “祝你好运，医生。”他微笑着拍拍我的手臂。

    我们进入法院，一位警官拦住我们，用金属探测扫描仪检查我的皮包和公文包。在我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前来作证时，他已经重复过这套程序几百遍了，但这次他避开我的眼神，什么也没说。古鲁曼的手杖引发了探测器的反应，他耐心之至、极有礼貌地解释说，手杖尖端和外层镶的银是拆不下来的，而且深色的木质杖身里真的没有藏任何东西。

    “他以为我这里面放了什么，吹箭筒吗？”我们进入电梯后，他说道。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的那一刹那，虎视眈眈的记者果然不出所料地蜂拥而上。虽然患有痛风，但我的律师移动的速度仍然算快，手杖点地的声音伴着大步向前的步伐。意外地，我觉得一切都离得很远、很不清晰，直到我们走进几乎空荡荡的法庭，本顿·韦斯利和一个我知道是查尔斯·赫尔的瘦小年轻男人坐在角落，右脸颊上满是纵横交错的粉红色疤痕。他站起来的时候很拘谨地把右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我看见他少了好几根手指。他穿着不合身的暗色西装，打着领带，眼神四处游移。我只顾着机械化地坐下来，然后翻看公文包。我没办法和他说话，这三个男人也都聪明地假装没注意到我很难过。

    “我们先来谈一下他们手上有什么。”古鲁曼说，“我想杰森·斯多瑞一定会作证，还有路瑟罗警官。当然，还有马里诺。帕特森还会在他的明星阵容里加进谁，我就不知道了。”

    “先声明一下，”韦斯利看着我说，“我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根本不成立，也说审判的时候我会这么作证。”

    “我们是假定不会到开庭审判的地步。”古鲁曼说，“你进去的时候，我要你让陪审团知道，你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不成立，但他还是坚持进行。只要他问的问题跟你们私下已经谈过的议题有关，你回答时就这么说：‘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也告诉过你’，或者‘我们哪天谈话的时候，我明确地表示过’等等。很重要的一点，要让陪审团知道你不只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更是匡提科行为科学小组的组长，而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分析暴力犯罪，并建立罪犯的心理模式资料。你也可以声明，就目前在调查的这些杀人案来说，斯卡佩塔医生无论正着看、倒着看都完全不符合凶手的心理模式，事实上，你觉得把斯卡佩塔医生扯进来是很荒谬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