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古鲁曼从来不曾执业，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前途交到他手上。但他在教书前是个声誉卓著的诉讼律师，办过民权的案子。在罗伯特·肯尼迪主事的那个时期，也替司法部起诉过很多黑道分子。现在他的客户都是些没有钱而且被判了死刑的人，我很欣赏并感激古鲁曼的认真，也需要他愤世嫉俗的观点。

    他没有兴趣协商或宣称我是无辜的，而且拒绝把一丝一毫的证据交给马里诺或其他人。他没有把那张一万元支票的事告诉任何人，说那是对我最不利的证据。我想起他在第一堂刑法课上教给学生的东西：一律说不，一律说不，一律说不。我以前的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遵守着这套规则，让罗伊·帕特森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然后在一月六号星期四的早上，帕特森打电话到我家，要我到他办公室里谈一谈。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事情澄清。”他和蔼可亲地说，“我只是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言外之意是，如果我乖乖合作，更糟的事或许就不会发生。我很惊奇，帕特森居然会认为这种老套的伎俩可以唬得住我。当州政府检察官想聊聊的时候，就表示他是在钓鱼，愿不愿都得上钩。警方也是一样。我遵照古鲁曼的准则对帕特森说不，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传票，要我一月二十号在特殊大陪审团的面前出庭。接下来是另一张要求我交出财务记录的传票。古鲁曼先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然后提出动议要求撤销传票。一个星期后，我们除了照做，别无选择，否则我就会被判蔑视法庭。几乎同时，诺林州长指派费尔丁为弗吉尼亚州的代理首席法医。

    “又有一辆电视采访车开过去了，我刚才看到了。”露西站在客厅窗前朝外看。

    “快来吃午饭。”我从厨房里朝她喊，“你的汤要凉了。”

    一阵沉默。“姨妈。”之后，她的声音突然听起来很兴奋。

    “怎么了？”

    “你绝对猜不到是谁把车停了下来。”

    我从水槽上方的窗子看出去，那辆白色福特汽车停在房前。驾驶座的车门打开，马里诺钻了出来。他拉拉裤子，调整一下领带，眼睛四处逡巡。看着他沿着人行道走向我家门口，我无比感动，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不知该不该高兴见到你。”我开门的时候说。

    “嘿，别担心，我不是来逮捕你的。”

    “请进。”

    “嗨，彼得。”露西高兴地说。

    “你不是应该回学校了吗？”

    “不是。”

    “什么？你们南美一月也放假啊？”

    “对呀，因为天气太差了。”外甥女说，“气温只要一降到二十一度以下，所有的店铺和机构就关闭了。”

    马里诺微笑着，我几乎从未看过他这么糟的样子。

    一会儿后，我在客厅里生起炉火，露西则出门去办事了。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

    “你会不会叫我到门外去抽烟？”

    我把烟灰缸朝他推过去。

    “马里诺，你的眼袋大得像公文包一样，脸色通红，而且这屋里也没有暖和到足以让你流汗的地步。”

    “看得出来你很想念我。”他从后裤袋里掏出一条脏兮兮的手帕擦额头，然后点起一根烟，瞪着炉火看，“医生，帕特森那个浑蛋，他想把你给烤了。”

    “让他去试试吧。”

    “他会的，你最好有准备。”

    “他没有证据可以指控我，马里诺。”

    “他手上有一个在苏珊家里找到的封套，上面有你的指纹。”

    “那一点，我可以解释。”

    “但你无法证明，而且他还有一张王牌。我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但还是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