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比较安全。”

    “她担心有人打算把东西从她那里拿走？”

    “我只知道她当时吓坏了。她告诉我，十一月初华德尔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她，说他准备好要死了，不想继续奋战下去。显然他确信没什么能救得了他。他要她到苏福克的农庄去，向他母亲要他的东西。他希望把那些东西交给珍妮，并叫她别担心，说他母亲会明白的。”

    “那些东西是什么？”我问。

    “只有一样。”他站起来，“我不确定它有什么意义——也不想知道。因此我把它交给你，斯卡佩塔医生。你可以把它带回弗吉尼亚去，不管是通知警方还是要把它怎么样，都随便你。”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乐意帮忙？”我问，“几个星期前为什么不肯？”

    “没人想费事到这里来见我。”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声说，“你打电话来时，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在电话上处理事情。”

    他重新出现，把一个哈特曼牌的公文包放在我脚边。黄铜的锁被撬开了，皮面也有刮痕。

    “事实上，你把这东西从我的生活中拿走，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威利·崔弗斯说，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一想到它，我的能量就变得很差。”

    朗尼·华德尔从死囚室写给珍妮弗·戴顿的信整齐地用橡皮筋捆扎起来，按照日期排列。当晚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只随便看了其中几封，因为同我发现的其他东西相比，这些信件几乎微不足道。

    公文包里有几本写得满满的记事簿，上面的笔迹看起来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内容是关于十多年前本州的案件和难题的。有钢笔和铅笔、一张弗吉尼亚州地图、一盒喉糖、一个吸入器和一支护唇膏，另外还有一支EpiPen仍装在原来的黄色盒子里，那是三毫克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器，对蜂螫或某些食物有致命过敏反应的人常常随身携带。上面的处方标签打着病人的姓名、日期，还注明这EpiPen是五支装的其中一支。这公文包显然是华德尔从罗比尼·纳史密斯家偷出来的，在那个他杀死她的命运之晨。他可能直到把它拿走并撬开锁，才知道这公文包的原主人是谁。华德尔发现，惨遭他杀害的那位本地名人有一个当时担任弗吉尼亚州政府检察官的情人——乔·诺林。

    “华德尔从头到尾都没有半点机会。”我说，“当然，他犯下那么严重的罪，也不见得该得到特赦。但从他被捕的那一刻开始，诺林就非常担心。他知道他把公文包放在罗比尼家，也知道它并没有被警方找到。”

    至于他为什么把公文包留在罗比尼家则不清楚，也许只是忘了，而他们两人都不可能知道那一夜将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夜。

    “我简直不能想象，诺林听到这起案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我说。

    韦斯利从眼镜框的上缘瞥了我一眼，继续翻看文件。“我认为谁都不能想象。要担心会被全世界发现他有外遇已经够糟糕了，而他和罗比尼的关系会让他立刻变成最有嫌疑杀死她的人。”

    “就某一方面来说，”马里诺说，“华德尔把公文包拿走了是他走运。”

    “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他都是很不走运吧。”我说，“如果公文包出现在命案现场，他就麻烦大了。但如果公文包被偷了，诺林就得担心它会在别的地方冒出来。”

    马里诺拿起咖啡壶，替大家把杯子添满。“一定有人做了什么，确保华德尔不开口。”

    “也许。”韦斯利伸手拿奶精，“但话说回来，也许华德尔从来没说过什么。我猜，他一开始就害怕他无意间发现的东西只会让他处境更加恶劣。那公文包可以用来当武器，但会毁掉谁呢，诺林还是华德尔？华德尔会信任司法体系，甚至于敢说主任检察官的坏话吗？多年后，他还会信任司法体系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