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定是向前趴倒的，这样凶手才能从她颈背开枪。但她被发现时是向后靠在椅子上。”

    “史蒂文斯动过她。”

    “他一开始走到车旁，不可能马上就知道她怎么了。如果她趴在方向盘上，他是看不见她的脸的，所以把她往后靠在椅背上。”

    “然后他逃之天天了。”

    “如果他出门去见她前刚洒过古龙水，手上就会沾上一点。他把她往后靠时，手会碰到她的外套——大概就在她肩膀一带，所以我在现场闻到了味道。”

    “我们一定会把他搞垮。”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本顿。”我告诉他，我去见了海伦·格瑞姆斯，从她那里得知了华德尔太太最后一次去见她儿子的事。

    “我的假设是，”我说下去，“朗尼·华德尔是要那张耶稣的图片和他一起下葬，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要求。他把图片放在一个信封里，在上面写了‘紧急，极度机密’等等。”

    “没有唐纳修的许可，他不可能这么做。”韦斯利说，“根据规定，犯人最后的要求必须通报给典狱长。”

    “对。不管他们是怎么通报的，唐纳修太紧张了，他绝不会让一个封了口的信封塞在华德尔的口袋里，跟着他的尸体一起抬走。所以他批准了华德尔的要求，然后想不动声色地看看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决定等华德尔死后把信封掉包，于是吩咐某个喽哕负责这件事。这就是收据会牵扯进来的原因了。”

    “我正等着你解释呢。”韦斯利说。

    “那个人搞错了。假设说他办公桌上有一个白色的信封，里面有他前阵子去彼得斯堡出差的收据。而他另外拿了一个类似的白色信封，随便塞了些无关痛痒的东西进去，然后在信封上写上华德尔写在原来那个信封上的字句。”

    “但是这个警卫写错信封了。”

    “对。他把字写在那个装收据的信封上。”

    “后来等他要找收据，却发现信封里装的是无关痛痒的东西时，就会知道搞错了。”

    “正是。”我说，“苏珊的作用就在这里。如果我是这个搞错了的警卫，我会非常担心，会急着想知道停尸间的法医是打开了信封，还是维持原状。我若是这个警卫，又刚好是负责跟本·史蒂文斯接头，并用钱收买他以确定华德尔的指纹不会列入记录的人，那我就知道该找谁了。”

    “你会联络史蒂文斯，要他去查那个信封有没有被打开过；如果打开了，那么里面的东西有没有让人起疑或想四处询问。这就是神经太过紧张，反而弄巧成拙的后果，如果他们当初保持冷静，就不会搞出这么多问题。但是史蒂文斯很容易就可以回答那个问题啊。”

    “其实不然。”我说，“他可以问苏珊，但信封打开时她也不在场。费尔丁是到楼上才拆的，复印一份之后，把原件跟华德尔的其他个人物品一起送出去了。”

    “史蒂文斯不能把档案拿出来看复印件吗？”

    “除非他先破坏我柜子上的锁。”我说。

    “在他想来，只剩下电脑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否则他就得问费尔丁或问我，但他不会那么笨。我们都不可能把这种机密细节透露给他、苏珊或其他人。”

    “他的电脑知识够不够让他闯进你的目录？”

    “据我所知不够，但苏珊上过好几门课，而且办公室里也有UNIX的书。”

    电话响了，我让露西去接，她走进厨房时眼神很不自在。

    “是你的律师打来的，姨妈。”

    她把厨房里的分机移到我手边，我不需离开椅子就可以接听。尼古拉斯·古鲁曼半个字也没浪费在问候上，直接就谈重点。

    “斯卡佩塔医生，十一月十二号你开了一张金融账户的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