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堆狗屎。”马里诺对我说。

    “她是一个人住吧。”

    “目前为止，看来是这样。一个女人单独经营这种生意，他妈的真是吸引怪人上门的好方法。”

    “马里诺，你知不知道她家有几条电话线？”

    “不知道，干吗？”

    我告诉他，我这阵子常接到匿名电话，他则目不转睛地瞪着我看，愈听嘴巴张得愈大。

    “我想知道她的电话和传真是不是用同一条电话线。”我下了结论。

    “老天。”

    “如果是同一条线，而我拨来电显示器上那个号码的当晚，她又刚好把传真机打开了，”我继续说，“那就可以解释我听到的声音了。”

    “老天。”他说着从外套口袋里一把抓出无线电对讲机，“你干吗不早说啊？”

    “我不想在别人在场的时候提。”

    他把对讲机凑近嘴边：“七——0。”然后他对我说，“如果你担心那些匿名电话，为什么几个星期前不说昵？”

    “那时候我没那么担心。”

    “七——0。”调度员的声音带着噪声传了回来。

    “一0——五，八——二——一。”

    调度员呼叫八二一，这是探长的代号。

    “有个号码请你拨一下。”马里诺和探长通话时说，“手机在手上吗？”

    “一0——四。”

    马里诺把珍妮弗·戴顿的号码给了他，然后打开传真机。没一会儿传真机就响起了一串铃声、哔哔声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声音。

    “这回答你的问题了吗？”马里诺问我。

    “回答了一个，但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我说。报警的那个对门邻居叫玛伊拉·克莱瑞。我和马里诺一起到她那栋贴着铝片的小房子前，门前的草地上有塑料纸、亮着灯的圣诞老人，黄杨木上挂着串串灯泡。马里诺刚按下电铃，前门就打开了，克莱瑞太太没问我们是谁就请我们进去。我想，她大概从窗口看见我们走来了。

    她把我们领进一间阴沉沉的客厅，她丈夫在电炉旁缩成一团，干瘦的腿上盖着毯子，眼神空洞地盯着电视上一个正用除体味肥皂在身上搓出泡沫的男人。多年来疏于维护的痕迹处处可见。家具上的布面和人体长期接触摩擦的地方都又脏又绽线，木材被一层层的蜡弄得模模糊糊，墙壁上落满灰尘的玻璃下的照片都已发黄。空气中充满了几千几万次在厨房烧好、在客厅吃掉的饭菜累积下来的油腻味道。

    马里诺解释我们的来意，克莱瑞太太紧张兮兮地四处走动，捡起沙发上的报纸，调低电视的音量，把晚饭的脏碗盘拿到厨房去。她丈夫仍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在细脖子上微微颤动。帕金森病患者就像机器在故障发生之前疯狂地摇晃着，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于是用唯一的方式在抗议。

    “不用了，不需要。”克莱瑞太太问我们需要些什么食物或饮料的时候，马里诺说，“坐下来，放轻松点，我知道这一整天对你来说不好受。”

    “他们说她坐在车子里，把废气吸进去了。哦，天哪。”她说，“我看到窗子被烟熏得有多黑，看起来像是车库失过火一样。那时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

    “他们是谁？”马里诺问。

    “警察。我打电话报警后，就一直看他们来了没有。他们车一停好，我就马上过去看珍妮弗怎么样了。”

    马里诺和我坐在沙发上，克莱瑞太太在对面的单人沙发里坐得很不安稳。她头上灰发梳成的髻已经散开，满是皱纹的脸看起来像一颗干瘪的苹果，眼神中既充满了好奇又闪动着恐惧。

    “我知道你之前跟警察谈过了。”马里诺说着把烟灰缸拿过来，“但我要你仔细跟我们再说一遍，从你最后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