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来更多关注。

    我拨了那个号码，许久才有一个男人接听。

    “打扰了。”我说。

    “喂？”

    “你好，我想知道这个电话在什么地方。”

    “哪个电话？你的还是我的？”那人笑道，“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电话在哪里，那你就有麻烦了。”

    “你的。”

    “我在一家西夫韦门外的公用电话亭，正打算打电话给老婆，问她想吃什么口味的冰激凌，她忘了告诉我。刚好这部电话响起，我就接了。”

    “哪一家西夫韦？”我问，“哪里的分店？”

    “卡瑞街。”

    “在里士满？”我惊慌地问。

    “对。你在哪里？”

    我谢过他后挂上电话，在房内踱步。她曾经到过里士满，为什么？看看我住在什么地方？她曾经开车经过我的住处？

    我望着窗外。晴朗的蓝天与鲜亮的树叶在这个明亮的午后，似乎都在说不可能发生如此龌龊的事，世上没有邪恶的黑暗势力，我查出来的都不是真的。但我在风和日丽时，在瑞雪缤纷时，在城内洋溢着圣诞节的灯火与音乐时，总是对此存疑。每天早晨我进入停尸间时总会遇上新的案子，有人被强暴、枪杀，或在意外中丧命。

    在办妥退房手续之前，我试着拨打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电话，惊奇地发现原本打算留言给他的那位科学家居然还在。同我们这些除了工作便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他的周末也是别人的。

    “我已经尽力了。”他是说已经处理了许多天的影像强化。

    “没有结果？”我失望地问。

    “我已设法使影像清晰了一些，但还是辨认不出来。”

    “你还会在实验室待多久？”

    “一两个小时。”

    “你住哪里？”

    “亚奎港。”

    我不喜欢这样每天通勤，但华盛顿住在亚奎港、斯坦福德和蒙特克莱有家眷的探员出奇的多。亚奎港距离韦斯利家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

    “我实在不愿提出这种要求，”我继续说，“但我必须尽快取得这份影像强化的打印件，它很重要。你能不能送一份到本顿·韦斯利的住处？不过必须绕路，多出了一个小时的路程。”

    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如果现在出发应该可以。我会打电话给他问清路线。”

    我拎起行李袋，直到进入诺斯维尔机场的女厕所才将左轮手枪放回手提箱。通过例行安检后，他们照例为我的行李袋系上了橘黄色荧光标签，这使我想起了那卷胶带。德内莎·斯坦纳怎么会有鲜橘色的胶带，她是从哪里得到的？我看不出她和阿蒂卡监狱有什么关联，在我穿过飞机跑道搭乘那架小型螺旋桨飞机时更加认定此案与监狱无关。

    我坐在靠近走道的座位上，陷入沉思，没有注意到其他大约二十名旅客的紧张表情，直到我忽然发现机上有警察。其中一位正和地勤人员交谈，眼光偷偷扫视着每一位乘客。我在进行侦查时也会这样，我太熟悉这种神情了。职业惯性使我开始思考他们在寻找什么不法之徒、他可能做了什么事。我想着如果他突然从座位上跃身而起我要如何反应。我要绊倒他，要在他经过时从后面抱住他。

    一共有三名喘着气冒着汗的警察，其中一个在我身旁停下来，紧盯着我的安全带。他的手灵巧地放在半自动手枪上，松开枪套扣。我不动声色。

    “女士，”他用警察办公时的口吻说，“你得跟我来。”

    我愣住了。

    “座位底下的袋子是你的吗？”

    “是的。”我紧张不已。其他乘客都不敢动弹。

    警察迅速弯腰拿起我的皮包与行李袋，在整个过程中视线从未了离开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