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连珍妮特都必须隔着玻璃见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望着他。

    “装病。”

    “哦。我猜你这是在学校里学来的，也许在心理学之类的课程中。”

    “别取笑我。”

    “不敢。”

    我转头望向火炉，感觉到他受伤了。我紧闭着双眼。

    “凯，你不能比我先死。”

    我没搭腔。

    “你敢，”他声音颤抖，“你敢！”

    “你不会那么容易地脱身。”我说着从沙发上起身，“去睡吧。”

    他睡在露西常待的那间卧室，我则大半夜都在咳嗽，努力想让自己舒服些，但根本做不到。第二天清晨六点半他就起床了，我走进厨房时咖啡正在煮着。阳光从窗外的枝丫间透进屋内，杜鹃的叶子蜷缩着，应该又是酷寒的一天。

    “我下厨，”韦斯利说，“想吃什么？”

    “我大概什么也吃不下。”我咳嗽着，感觉很虚弱，肺部仿佛要撕裂开来。

    “很明显，你的病情恶化了。”他眼里满是关切，“你应该去看医生。”

    “我就是医生，况且医院现在还没开门。”

    我吃了阿司匹林、减充血剂和一大堆维生素C，然后吃了一块百吉饼。就在我精神稍稍恢复了一些时，罗丝的一个电话又将我推入难挨的境地。

    “斯卡佩塔医生吗？丹吉尔岛那位母亲今天早上死了。”

    “哦，上帝。”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急得直抓头发，“女儿呢？”

    “情况危险。几个小时前是这样的。”

    “尸体呢？”

    韦斯利在我背后，揉着我酸痛的肩膀和脖子。

    “还没动过。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巴尔的摩法医办公室正在找你，疾病控制中心也在找。”

    “疾病控制中心的哪一位？”我问。

    “马丁医生。”

    “我必须先和他谈，罗丝。你请巴尔的摩那边的人等一等，无论如何别让他们把尸体送进验尸间，得等我的消息。马丁医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她告诉了我号码，我立刻打过去。第一声铃响他便接听了，语调十分高亢。

    “我们已经用你送来的样本做了聚合酶链式反应。三个引物组合中有两个和天花相符，但有一个不符合。”

    “那究竟是不是天花呢？”

    “我们把它的基因序列和全球所有实验室里的每一种病毒作了比对，全都不符合。斯卡佩塔医生，我想你送过来的是一种变种病毒。”

    “就是说天花疫苗没有效用？”我说，一颗心仿佛飞离了身体。

    “我们只能尽量在动物实验室作测试，但至少得花一星期才能知道结果并开始研发新的疫苗。方便起见，可以暂且称它为天花，但我们实在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我还想提醒你，我们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研发艾滋疫苗，但直到现在几乎还在原地踏步。”

    “丹吉尔岛必须立刻隔离。我们一定得把这病毒控制住。”我心生警觉，惊恐地提高了音量。

    “相信我，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派了一组人去，并且动员了海岸防卫队。”

    我挂了电话，惶恐地对韦斯利说：“我们得马上出发。这次暴发的是不明传染病，已经有两个人死亡，也许是三个，或者四个。”

    我说话时他跟随我走向过道。

    “这种病毒是天花，但又不完全是。我们必须査出它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莱拉·普鲁伊特是否认识那位刚死去的母亲？她们是否有过任何接触？或者跟那个女儿接触过？她们是否住得很近？饮水有没有问题？我记得有个水塔，蓝色的。”

    我匆匆换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