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任何人接近。”我下了车。

    “这你就别担心了。”

    我看着周围其他泥泞院子里的小屋和拖车。有些人家有家族墓园，死者埋葬的地方地势较高，墓碑磨蚀得如石灰石般光滑，不是倒塌便已倾斜。我登上莱拉，普鲁伊特家门前的台阶，注意到庭院一角的杜松树影下有更多的墓碑。

    纱门锈迹斑斑，我开门进入斜向街道的封闭门廊，弹簧吱嘎作响。

    这里有一张罩着花朵图案塑料椅套的吊椅，旁边是一张小塑料桌，我想象她坐在吊椅上，边喝冰茶边看游客花二十五美分买她的食谱。我想，不知她会不会监视他们是否付钱。

    大门没锁，霍伊特医生在上面贴了“传染病，勿进！”的警告语。我想他这么做可能是怕丹吉尔人不懂什么叫生物危险。他是对的。我进入阴暗的前厅，墙上挂着一幅基督向天父祷告的画像。我闻到了尸体的腐臭气味。

    客厅的状况显示病人身体不适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脏污的枕头、毯子散置在沙发上，咖啡桌上摆着面纸、体温计、几瓶阿司匹林、药膏和脏杯盘。她不时发烧，身体疼痛，经常窝在这里边看电视边寻求缓解。

    最后她终于下不了床，这也是她最后的陈尸之处。她在楼上一间贴着玫瑰图案壁纸、可俯瞰街道、窗边摆着摇椅的卧室里停止了呼吸。穿衣镜上蒙着床单，好像她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面容。霍伊特这位谨慎的医生只细心地用被子盖住了尸体，其他一切保持原状。他非常清楚必须维持现场完整，尤其是我会紧随他而来。我站在房间中央，并未急于行动，尸体的恶臭似乎让整个房间更加拥挤窄小。

    我的目光移向化妆台上的廉价刷子和梳子，椅子上堆着粉红色绒毛睡衣和其他一些她无力收拾或洗涤的衣服。床头柜上搁着一本黑色封皮已干裂起皱的《圣经》，还有一小瓶维他香疗面部喷雾水，我猜她试图以此来减缓痛苦的灼热感。地板上堆着数十本邮购目录，许多页角折起标示着她想买的商品。

    浴室里，脸盆上方的镜子也用毛巾遮住，散落在油布地板上的其他毛巾都污秽不堪或沾染了血迹。她的纸巾用光了，浴盆旁那盒小苏打粉则表明，她曾试图用偏方来缓解痛楚。药柜里没有处方药，只有一些旧牙线、杰根斯牌乳液、痔疮用药和急救软膏。她的假牙放在脸盆上的一个塑料盒子里。

    年老的普鲁伊特独居，没什么钱，一生中也许只离开过这个岛几次。我相信她不曾向邻居寻求帮忙，因为她没有电话，也害怕自己万一被人看见会吓得他们落荒而逃。虽说我还没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掀开了被子。

    她全身长满脓疱，像珍珠一样坚硬灰白，没了牙齿的嘴巴凹陷着，染过的红发凌乱不堪。我把被子略往下拉，解开她的纽扣，发现她四肢和脸部的丘疹比躯干上的更浓密，与霍伊特的说法相符。瘙痒使她忍不住去抓手臂和腿，因此造成二次感染，四肢的疮口变得粗硬、红肿。

    “上帝保佑。”我难受地喃喃自语。

    我想象她全身瘙痒、疼痛，发热，害怕看见自己镜中模样的情景。

    “糟透了。”我说，忽然想起了母亲。

    我刺破一个脓疱，涂抹在载玻片上，然后到楼下厨房去安置显微镜。我已心里有数，这不是水痘也不是带状疱疹，而是极具毁灭性、令人形貌走样的重型天花病毒，也就是俗称的天花。我拿出显微镜，将载玻片放在镜台上，把放大倍数调到四百，慢慢调整焦距以便看清楚中央的浓密物质——细胞质内的天花病毒包涵体。我用宝丽来相机拍下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

    我推开椅子，开始踱步，墙上的钟滴答作响。

    “你怎么会感染这种东西？怎么会？”我大声对她说。

    我走到屋外克罗基特停车处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