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耀眼的太阳预示着又是晴明炎热的一天。许多开车上班的人在艳阳下眯起眼睛。刚经过围着铁栅的国会广场和其中那栋简朴的杰斐逊式白色建筑，以及“石墙”杰克逊和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我的车就拥塞在了第九街的车流里。我想起肯尼斯·斯帕克斯和他的政治影响力，忆起每次被他在电话中指责抱怨时感到的恐惧和震慑。如今我对他只有同情。

    这几天的案情进展尚未还他以清白，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些熟悉案情、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连续谋杀案的人都绝不可能向媒体发布消息。我相信斯帕克斯也对此一无所知。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至少让他安心。或许我借此也能获得些许平静。沮丧有如一双冰冷的铁腕挤压我的胸膛。我在杰克逊街转弯，驶入办公大楼车库时，工作人员正在卸下一只裹着黑色尸袋的遗体，这寻常不过的场景竟令我心头一震。

    我努力不去想象，本顿的遗体也被这样包裹着，或被关进冰柜那黝暗冰冷空间。对这些细节的了解只让我更加难受。死亡绝不是抽象的，我可以清楚地想见所有的程序、声响和气味，在那个空间，没有温柔的抚触，只有等候解剖的尸体和有待侦破的犯罪案件。下车时，我看见马里诺也正好抵达。

    “我可以把车停在里面吗？”他问，明知大楼车库不是为警方而设的。

    马里诺永远不会循规蹈矩。

    “进来吧，”我说，“有一辆公务车送修了，据我所知。反正你也不会待太久。”

    “你怎么知道？”他锁上车门，弹了弹灰尘，又显露出乖戾的本性。不知为何，这样的他让我感到格外安心。

    “你打算先进办公室？”走上通向停尸间的斜坡时他问。

    “不，直接上楼。”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也许这份报告已经放在你桌子上了，”他说，“没错，那具尸体已被证实就是克莱尔·罗利。用她梳子上的头发化验得出的结果。”

    我并不意外，但心情因此更加悲伤沉重。

    “谢了，”我对他说，“总比不知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