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能査出这些电话是不是在本地打的就好了。”我说。

    “老天，”我将车驶入门前车道，在他的车后停车时他说，“但愿不是本地电话，除非有人在对你搞恶作剧。”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熄掉引擎。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在你家睡沙发。”马里诺打开车门。

    “不用了，”我说，“我没事。只要没有人再把工地用的垃圾箱送来，我的邻居们可不需要这个。”

    “我实在不理解你干吗非要住在这里不可。”

    “你当然理解。”

    他掏出一根香烟，并无离开的意思。“是啊，因为这里的安全设施非常完备。该死，说得像真的一样。”

    “如果你不想开车，我很乐意让你睡我的沙发。”我说。

    “让谁，我吗？”他点燃香烟，朝敞开的车门外吐了口烟雾，“我不是在担心自己，医生。”

    我下车站在车道上等他。黑暗中，他的身影显得高大而疲意。我心头一震，忽然被一股感伤席卷。马里诺孤单一人，生活中又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暴力案件和一段段糟糕的恋情，内心必定十分凄苦。我可能是唯一与他交情甚久的人，而即使我尽可能保持礼貌，也并非总是温柔可亲，我做不到。

    “别这样，”我说，“我为你调一杯好酒，你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你说得没错，我确实有点害怕一个人待着，担心又有送比萨的或出租车找上门来。”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他装出一副冷静的职业口吻说。

    我打开门锁，关闭警报器。不久后，马里诺就手握一杯加冰的原品博士波本威士忌瘫倒在客厅那张铺好垫子的沙发上。我为他准备了一床舒服的床单和柔软的棉毯，然后与他坐在黑暗里谈天。

    “你想过我们最后或许会输吗？”他睡意朦胧地喃喃道。

    “输？”

    “所谓好人有好报，这话究竟有几分可信？对某些人来说根本不是这样，例如那个惨死在斯帕克斯农场大火里的女人。好人会有好报？才怪，医生，他妈的门儿都没有。”他像病人那样半躺着，喝了口波本，沉重地喘息着，“我想提醒你，也许嘉莉认为她才是最后的赢家，她在柯比疗养中心花了他妈的五年时间来考虑这个。”

    每当马里诺疲倦或喝醉时就会频频说“他妈的”。这个词确实可以发泄情绪，但是我向他解释过很多次，并非每个人都能忍受它的粗俗，更有些人只看得到它的字面意思。至于我自己，从来不会联想到这个词的性意味，这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罢了。

    “如果她这种人赢了，未免太没有天理，”我抿一口勃艮第红酒，轻声说道，“我绝不会这么想。”

    “不切实际。”

    “不，马里诺，这是信念。”

    “是啊，”他又吞了口波本，“信念个屁。知道我见过多少死于心脏病或因公殉职的警察？你认为他们中有多少人抱持着信念？或许每个人都信念坚定，没一个认为自己会死，医生。你和我就不这么认为，无论我们见过多少先例。我的身体糟透了，不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迈向死亡？我改得了吗？无所谓了，我就是这么个离不开牛排、威士忌和啤酒的大老粗，我他妈的早就不在乎那些医生的警告了。所以，说不定哪天我两腿一蹬就回老家了，你知道吧？”他声音沙哑地感伤道，“一堆警察参加我的葬礼时，你会告诉你的下一任合作者别重蹈我的覆辙。”

    “马里诺，快睡，”我说，“你明知道我不会这么想。我完全无法想象如果你出了意外我该如何是好，你这个大白痴。”

    “当真？”他似乎开心了些。

    “你知道我怎么想。”我说。我已精疲力竭。

    他喝光了波本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