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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回家的途中，暴雨倾盆，如千万支铁钉砸向地面，前方一片模糊。我没开收音机，这一整天，我听够了新闻，或许又将度过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有两次我不得不将车速减到三十英里，让这辆庞大的奔驰车像赛艇般滑过水洼，西卡瑞街路面上的坑洞像一个个木桶般盛满积水。在暴雨中，只有闪烁的红蓝警告灯发出“小心慢行”的警示，提醒过往车辆。

    将近十点钟，我终于将车驶入家门。看见车库旁的影像传感器没有亮灯，我心中一阵恐慌。四下一片死寂，隆隆的引擎声和雨声仿佛是我在世间尚存的唯一证明。我久久忖度，不知该打开车库门还是掉头离去。

    “瞎紧张。”我摁下传感器按钮，自我暗示。

    车库门没有动静。

    “可恶！”我匆匆倒转车头，来不及分辨车道、道旁砖和矮树丛。被车擦过的那棵矮树应该没有受伤，但车子驶离门口时一定辗坏了一片草坪。我看见屋里的几盏电灯和玄关的灯已在自动开关作用下亮起，但门前台阶两旁影像传感器的指示灯仍是一片黑暗。我反复说服自己，是天气原因造成了断路器跳闸。

    我打开车门，雨水顿时扫进车内。我抓起钱包和公文包冲上门前台阶，打开门锁时早已全身湿透。屋里一片寂静，门边按钮上的灯光闪烁不定，表示防盗警报器也出了故障，可能也是电压不稳而导致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不停地打着哆嗦，怕得要命，一动不动地呆站在玄关处，任由雨水滴落在硬木地板上，同时迅速在脑海里翻找离我最近的那支枪的位置。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把格洛克手枪放回厨房餐柜的抽屉了。果真如此的话，那里比位于屋子另一端的书房或卧室近得多。风雨敲击着四周的石墙和窗户，我凝神静听，确认周遭是否有楼梯嘎吱作响或行走在地毯上的脚步声。极度惊慌中，我将公文包和钱包抛在地上，迅速跑进厨房，差点因鞋底湿滑摔倒在地。我拉开餐柜右边最底部的抽屉，一把抓起格洛克手枪，几乎尖叫出声。

    我在屋里四处搜寻，打开每个房间的灯，确认没有不速之客；接着检査车库的保险盒，将跳开的断路器扳合，又重新设定了警报器密码，最后给自己倒了杯加冰的黑林爱尔兰威士忌以舒缓情绪。我打电话到沃伦顿的约翰逊汽车旅馆，露西不在那里，于是我又打到她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公寓，接听的是珍妮特。

    “嗨，我是凯，”我说，“希望没把你吵醒。”

    “你好，斯卡佩塔医生。”珍妮特说。无论我提醒多少次，她总是不肯直呼我的名字。“不打扰，我正在喝着啤酒等露西回来。”

    “哦，”我失望地说，“她正从沃伦顿向家赶吗？”

    “刚上路不久。你真该看看这间屋子，堆满纸箱，乱得可怕。”

    “你打算怎么熬过去呢，珍妮特？”

    “还不知道，”她的声音微微颤抖，“算是适应期吧。天知道，我们以前也经历过适应期的。”

    “我相信你会安然度过。”

    我啜了口威士忌，自己都难以信服这样的说法。但此刻能听见温暖的人声，已让我心怀感激。

    “我刚结婚的时候——很多年前的事了——东尼和我为了工作各自奔波，”我说，“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给彼此留出时间，重质不重量的时间。那种生活方式其实还不错。”

    “可你们还是离婚了。”珍妮特礼貌地指出。

    “那是后来的事了。”

    “露西到家至少还得一小时，斯卡佩塔医生。有什么话需要我转告吗？”

    我犹豫起来，不知该从何说起。

    “你还好吧？”珍妮特说。

    “事实上，不太好，”我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