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周三早上八点，我把车开进一个计费停车位。晨雾中，街对面那排铸铁栅栏和喷泉后方十八世纪的州政府大楼保留着最初的风貌。

    瓦格纳部长等政府官员和检察长就在这栋位于第九街的行政大楼里办公。这里戒备森严，我到达不久后便开始感觉自己有如罪犯。进门就是一张桌子，一名警卫在此检查我的手提包。

    “如果发现什么请告诉我，”我说，“因为我什么都找不到。”

    这位面带微笑的警卫看起来似曾相识。他个子不高，微胖，三十五六岁，有一头细软的棕发，中年发福之前那张可爱的娃娃脸还依稀可见。

    我出示证件，他看都不看。

    “不必了，”他雀跃地说，“还记得我吗？你还在这一带工作时我每天都向你的大楼通报好几次。”

    他指向与这里相距五个街区、我的旧办公大楼所在的第十四街。

    “我是雷克·霍奇。”他说，“那时有一阵在闹铀恐慌，还记得吗？”

    “怎么忘得了？”我说，“不时就会想起。”

    “还记得我和温格偶尔会待在一起，通常在午餐时间，要是没什么异常状况的话。”

    他的神色忽然黯淡。温格是我雇用过的最优秀、最敏锐的解剖技师，七年前死于天花感染。我捏了捏霍奇的肩膀。“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想念他，”我说，“非常想念。”

    他四下张望，然后靠近我。

    “你和他的家人联系过吗？”他压低声音问。

    “偶尔。”

    从我的语气可以听出，温格的家人不希望多谈他们这位同性恋儿子，也不喜欢我或者他人打电话问候，当然也包括温格的其他朋友，比如霍奇。霍奇点点头，试图以微笑掩饰眼底的痛苦。

    “那小子真的很崇拜你，医生，”他对我说，“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这话真让人高兴。”我伤感地说，“谢谢你，雷克。”

    我顺利通过安检系统，他把手提包交还给我。

    “要常来啊。”他说。

    “好，”我迎向他年轻的蓝眼睛，“你让我觉得安心多了。”

    “你知道怎么走吗？”

    “应该知道。”我说。

    “只要别坐错了电梯。”

    我沿磨损的大理石台阶爬上六楼。辛克莱·瓦格纳的办公室俯瞰着州政府大楼广场。在这淫雨霏霏的清晨，我几乎看不见跨骑在马上的乔治·华盛顿雕像。昨夜气温骤降十一度，细小而强劲的雨滴有如枪弹般坠下。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办公室的接待室陈设着优雅的殖民时代家具和旗帜，与瓦格纳医生的风格大相径庭。办公室里杂乱地堆置着公文，显示此人工作极其努力且对自己拥有的权力了如指掌。

    瓦格纳医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出生成长，在那里，他的姓氏被读作辛克勒。他是个拥有法律学位的心理医生，曾经负责监督包括心理健康、滥用药物、社会服务和医疗护理等方面的私人服务机构，也曾任教于弗吉尼亚医学院，后来被招入公职系统。我一向对他敬重有加，而他也同样敬重我。

    “凯，”他拉开椅子，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你好吗？”他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关上房门，回到办公桌后。不是好兆头。

    “我对医学院的现状相当满意，你呢？”

    “我也是，”我答道，“问题不少，但比我预期的要好。”

    他从托盘里拿起烟斗和一包烟草。“我一直在想你究竟怎么了，”他说，“似乎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不明白你为何会这么想，”我回答，“我经手的案子和以前一样多。”

    “哦，是啊。当然了，我常在新闻里看到你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