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鬼祟。

    “远程通讯，高度机密的全球性执法网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他不只在违抗我的命令，甚至在赤裸裸地挑衅了。”我看着拉芬挂断电话喃喃道。

    马里诺瞪着他。

    “国际刑警组织时常针对通缉犯或失踪者发布标有不同颜色警徽的通告，”我边说边看着拉芬将毛巾塞进工作服的后口袋，又从柜子里拿出药片计算器。

    他背对我坐在不锈钢水槽前的凳子上，打开一个标有案件编号的褐色纸袋，拿出三瓶阿德维尔止痛片和两瓶处方药。

    “对于身份不明的尸体用的是黑色通告，”我说，“通常是国际通缉犯。查克，你为什么现在做那个？”

    “我说过，我的进度落后了。从没见过这么多药剂跟着尸体一起进来，斯卡佩塔医生。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数到六十或七十几的时候电话响了，害我忘了数到哪里，又得重新开始。”

    “是啊，查克小子，”马里诺说，“看得出，你真的很健忘。”

    拉芬吹起了口哨，用镊子夹着药片摆满蓝色的小塑料托盘。

    “什么事那么快活？”马里诺暴躁地问。

    “我们还得采集指纹、做齿列图表等等，”我取下预备用来做DNA检验的大腿深层肌肉切片，然后对马里诺说，“我们必须把能够获得的所有证物交给他们。”

    “他们？”马里诺问。

    我不禁恼火起来。“国际刑警。”我简单答道。

    电话又一次响起。

    “喂，马里诺，你能替我接听吗？我腾不开手。”拉芬说。

    “该死。”马里诺愤愤地骂道。

    “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我抬头看向马里诺。

    “听着呢，”他说，“本州的国际刑警联系人在州警察局犯罪调查组，以前是由一个上士担任，我还问过他要不要哪天到警察兄弟之家去喝杯啤酒，或者和弟兄们到切蒂餐厅去吃顿饭，你知道的，只是表示友善，可他理都不理我，我敢说一定还偷偷录音了。”

    我切下一段脊椎骨，准备用硫酸清洗后做微生物残留测试，看能否发现在水域中普遍存在的硅藻。

    “但愿我还记得他的名字，”马里诺说，“总之他负责搜集资料，向华盛顿特区的上级报告，再由华盛顿特区通报给国际刑警里昂总部。我知道他们那栋阴森的办公大楼位于一条隐秘的街道上，就像蝙蝠侠的洞穴一样，围着电篱笆、铁丝刺网和铁栅栏，警卫都配备机枪，戒备森严。”

    “詹姆斯·邦德看多了吧。”我说。

    “肖恩康纳利退出后我就不再看了。近年来的电影没一部好看的，电视上也没什么好节目，简直没得消遣。”

    “也许你可以考虑偶尔看看书。”

    “斯卡佩塔医生，”查克挂断电话说，“是库珀医生打来的。通报StAt酒精测试结果，胸腔液体里为百分之八，大脑切片是零。”

    百分之八不算高，而大脑中的酒精浓度为零，这意味着或许此人生前喝了酒，或许我们检测到的是细菌在他死后释放出的酒精。更糟糕的是，没有其他体液可供比对，没有尿液、血液或眼球玻璃体的液体。如果百分之八这个数字准确无误，则至少显示这名男子曾经受了某些外伤并因而更加脆弱。

    “你怎么判定他的死因？”马里诺问。

    “严重晕船。”拉芬拿毛巾挥赶着苍蝇。

    “你知道吗，你真的惹恼我了。”马里诺警告道。

    “死因未明，”我说，“类型是凶杀。这绝不是某个可怜的码头工人不小心被锁进集装箱里。查克，我需要手术托盘，把它放在这里的工作台上。还有，工作结束后，你得和我谈谈。”

    他的目光像一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