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原委我们也作了追踪调查。”

    “我的疑问是，”麦戈文接口说，“那套公寓会不会是尚多内家族的财产？想想吧，要接近这个家族不知得打通多少关卡。”

    “谁知道，说不定那整栋公寓都是尚多内家族的财产，”马里诺说，“说不定半个曼哈顿都是他们的。”

    “那家公司的高层呢？”我问，“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名字没有？”

    “名单我们拿到了，但还没发现异常，”露西回答，“整理那些数据很耗时间。我们正在核查相关人物和事件，等等。”

    “麦切·巴博萨和罗素·马托斯又是怎么被扯进来的？”我问，“或者这根本和他们不相干？因为有人拿走了一把我屋子的钥匙，把它放在巴博萨的口袋里。会不会是杰伊？”

    马里诺吸着鼻子，灌下一大口波本。“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他爽快地说，“还顺走了你的尖头锤。想不出还能是谁干的，当时所有进你屋子的人我都了解。除非是赖特干的，但他那么胆小，而且我还真不觉得他是个卑鄙小人。”

    事实上，杰伊的身影已经不知多少次浮现于我们脑海。我们知道当时他在我屋里，知道他对我很不谅解，我们对他的性格也多少存有疑虑。但如果那把钥匙是他放的，或者从我那里偷走后交给谁，也就表示他和巴博萨案甚至马托斯案有涉。“杰伊目前在哪里？有人知道吗？”我环顾着他们。

    “几天前他在纽约，周三那天。昨天下午我们又在詹姆斯城看到了他。现在就不知道了。”马里诺回答说。

    “还有两件事或许你也该知道，”露西又对我说，“其中一件非常奇怪，但来龙去脉我还没完全掌握。调查银行信用时，我发现有两个杰伊·塔利，他们的地址和社会保险卡号码都不一样。一个的社会保险卡号码是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之间在凤凰城核发的，此人不可能是杰伊，除非杰伊四五十岁了。但他才多大？比我大不了多少吧？另一个的核发日期是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这人显然是在一九三五年《社会保障法》通过后不久便取得了卡号。天知道，这位杰伊·塔利当初取得卡号的时候多大，现在怎么也有七十多岁了吧。他经常搬家，使用邮局信箱而非一般家庭地址，并且时常换车，有时候一年换几辆。”

    “塔利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的出生地？”马里诺问我。

    “他说在巴黎度过的童年，然后全家搬到了洛杉矶。”我回答，“他说这话的时候你也在场啊，在国际刑警总部的餐厅里。”

    “两个杰伊·塔利都没有在洛杉矶的居住记录。”露西说。

    “说到国际刑警，”马里诺说，“他们在雇用他之前难道没调查背景吗？”

    “或许调查过，但不够深入。”露西回答，“他是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会被断定是清白的。”

    “中间名呢？”马里诺问，“知道吗？”

    “他没有中间名。管制局的人事档案里没有。”麦戈文苦笑着说，“那位在史前时代就获取了社会保险卡号码的杰伊·塔利也没有。这很奇特，因为一般人都有中间名。他在国际刑警总部的档案里的确写着他出生在巴黎，直到六岁才离开。那之后他搬到纽约和他的法籍父亲及美籍母亲同住，但档案里却并没有提到洛杉矶。他在提交给管制局的求职书上写着念过哈佛大学，但经调查我们发现哈佛从来没有收过叫杰伊·塔利的学生。”

    “老天，”马里诺大叫，“这些人受理求职书的时候都不知道去求证吗？他们就这么轻信？你说是哈佛毕业生、得过罗德奖学金，或者是奥运撑竿跳选手，你就会被雇用，配上徽章和枪？”

    “无论如何，我不会透露风声，以免内务部盯上他。”麦戈文说，“我们必须警惕，防止有人通风报信。难保他在国际刑警总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