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用掌心抹去眼泪，“怎么能让你看轻我呢？”

    她站起来，低头看着我。“真是胡扯。”她不无情绪地说。这时马里诺回到客厅，手里端着满满一杯波本。“这跟尊不尊敬一点关系都没有，”露西说，“天哪，这屋子里没人对你减少一丝一毫的尊敬，姨妈，你只是需要帮助。就这么一次，你就接受大家的援手吧。你不可能靠自己渡过这难关的，也许你应该暂时放下尊严，让我们来帮你。我不是小毛孩，我都二十八岁了，早就不是天真少女了。我担任过调查局探员、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而且我很有钱。各种该死的探员随我挑着当。”她所受的种种磨难在我眼前浮现。她果然非常在意被迫辞职这件事。当然在意了。“现在我就是老板，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她又说。

    “我刚刚辞职了。”我对她说。紧接着是一阵诡异的沉默。

    “你说什么？”站在壁炉前喝酒的马里诺问我，“你做了什么？”

    “我跟州长讲了。”我回答，一股难以言喻的平静在心中升起，想到自己釆取了行动而非一味被动地承受，我感觉颇好。也许辞职能让我显得不那么像受害者——如果我终究愿意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的话。我想我的确是，唯一的复生之道就是完成尚多内所开始的：结束我过去的生命，而后重新来过。真是个怪诞的想法。我把我和迈克·米歇尔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马里诺、麦戈文和露西。

    “等一下。”马里诺坐在壁炉前说。此时已近午夜，安娜没有一丝动静，也许已经上床休息了。我几乎忘了她也在屋里。“这表示你再也不能办案了？”马里诺问我。

    “不是的，”我回答，“我会继续担任首席法医，直到州长找到接任人选为止。”没人问我对自己的后半生有什么打算。眼前的一切就让你筋疲力尽时，哪还有心思去担忧遥远的未来？我很庆幸没人问我，或许他们接收到了我不愿被追问的熟悉信号吧。或许该说，人会感应到何时该保持沉默。他们的好奇心已被我转移，甚至没察觉到已受我引导，因而没来探听我不想透露的信息。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练就这技巧。那时我不希望同学打听我父亲的事，问他是否还躺在病床上，会不会康复，或者他去世时我有什么感受之类的问题，于是我学会了不回答，不发问。我父亲生前最后三年可说是被家人都忽略了，包括他在内，或者说尤其是他。他很像马里诺，是典型的意大利大男人，总认为他们的肉体无论多病态或枯槁，永远都不会和他们分离。我回忆着父亲的模样，一旁那三人则讨论着该用什么方法来帮我，包括已经开展的背景调查和“终极辖区”能够给予的一切支持。

    我听而不闻，回忆着童年时期在迈阿密所见的那片悠悠草原，臭虫蜕壳的声响和小院子里那株淡绿的酸橙树，只觉他们的谈话声有如乌鸦细碎的聒噪。父亲曾经教我如何用铁锤和螺丝起子在车道上把椰子敲碎。我时常忘我地挖取那坚硬多毛的壳里甜美的白肉，他则在一旁笑着观赏我的专注表演。椰子果肉总是会被放进矮胖的白冰箱里，之后从来就没人，包括我在内，想到去吃它。燠热的夏季周末最让我和多萝茜兴奋的是，父亲偶尔会从小区杂货店带回两大块冰。我和妹妹会用水管往家里的小型充气式水池里注水，然后坐在冰块上，上身烤着太阳，屁股挨着冻。我们在水池跳进跳出取暖，接着又坐回冰冷滑溜的宝座。我父亲总是在客厅窗口冲着我们大笑，乐不可支地敲着窗玻璃，高保真音响大声放着胖子沃勒的爵士乐。

    我父亲是个好人，心情好时慷慨体贴、风趣幽默。他中等身体，患上癌症前是个肩膀宽厚的金发俊男。他的全名是凯·马塞勒斯·斯卡佩塔三世。他坚持让第一个孩子随他取名，因为那是费罗纳的祖先传下来的。哪怕我是女孩也一样，因为“凯”这名字男女适用。不过我母亲总喜欢叫我凯蒂，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