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躲着我，我在走廊里边走边思索，这令人不快的念头衍生出另一个征兆，到底是凶是吉呢？

    我推开盥洗室的门，经过一长列更衣间，从铺着墙板和地毯的温和世界来到一个有生物危害、对知觉极具冲击力的冷酷空间。进去前必须脱去鞋子和外衣，将它们储存在浅绿色的密封柜里。我在验尸室入口附近常备一双耐克运动鞋，它注定不会踏上活人的领地，到不能穿了我就把它焚毁。我笨拙地将套装上衣、宽松长裤和白色丝衬衫挂在衣架上，感觉左手肘阵阵刺痛。我艰难地穿上有着抗菌前护片、袖子、密封缝边和夹领——小竖领——的Mega防护衣，穿戴好鞋套、手术帽和口罩。最后一道体液保护是防护面罩，保护眼睛免受携带肝炎或艾滋病病毒的血液飞溅感染。

    不锈钢自动门开启，我踏上验尸室经无菌处理的覆环氧树脂褐色乙烯基防腐地板，脚下窸窣作响。身穿蓝衣的医生们在五张闪亮的不锈钢工作台前忙碌，这些台子全部安装着不锈钢水槽，水流和水管吸水声不断。X光灯箱有如一条黑白画廊，展示着器官形状、不透明骨头轮廓，以及外观酷似飞行器上的松脱金属片、威力足以击碎物体甚至取人性命的白色枪弹碎片。保险柜里用夹子固定垂挂着许多涂抹过血液的DNA样本卡，它们放置在金属罩下风干时看起来就像一大片日本国旗。角落里的闭路监视屏上显示一辆前来收运尸体的殡仪车正停在大楼车库入口，引擎隆隆作响。这就是我的剧院，我的舞台。熟悉的事物、声音连同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态气味涌上前来迎接我，我顿时大大松了口气。医生们朝我点头道早安，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总算重回岗位——回来了。

    天花板高悬的狭长空间里飘散着带有烟熏味的酸臭，我一眼便瞧见了一张已被推了出来、覆着布单的轮床。上面躺着一具修长赤裸的焦黑尸体。那个凄冷孤单的男子默默等待着。他在等待我，我将是听他倾吐心事的最后一个人。他脚趾的挂牌上用记号笔写着“约翰·多”，字迹潦草，连“伊”字都省了。我从橡胶手套盒里抽了一双戴上，好在它连罩着防水长袖的石膏也能一并套进。我没有用吊腕带，打算尽量用右手工作。在这个惯用右手的世界里惯用左手多有不便，却并非毫无优点。像我们这种左撇子大多两手均灵便，起码都堪使唤。然而酸痛的骨折伤口不断提醒我，再怎么讲怎么敬业，我的世界业已改变。

    我绕着案主走了一圈，俯身凑近观察。他的右手臂上仍插着一支注射筒，二级烧伤的上身布满脓泡，脓泡的边缘呈鲜红色。皮肤上净是煤烟痕迹，鼻孔和眼眶里尤其厚重。他是在告诉我，起火时他还活着，吸进了不少浓烟；他仍然有血压，足以将体液压入水泡形成鲜红色边缘。火灾及注射筒当然意味着自杀的可能，可他右大腿根有一处红肿似柑橘的挫伤。我摸了一下，发现它硬得像石头，显然是不久前才有的。怎么形成的呢？注射筒插在右手臂，他若是自行注射，便应该是惯用左手之人。可他右臂肌肉比左臂要发达，这便表明他惯用右手。还有，他为什么赤身裸体的？

    “身份还无法确认吗？”我提高嗓门问费尔丁。

    “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他往解剖刀上装新刀片，“警方应该快来人了。”

    “他被发现的时候就是赤裸的？”

    “是。”

    我隔着手套抚摸死者沾满煤灰的浓发，辨别他真正的发色。这个得等到我替他清洗完后才能确定，不过他身体和阴部的毛发都是深色的。他的脸刮得很干净，颧骨高隆，鼻子尖削，下巴方正。额头和下巴严重烧伤，若需替他拍照供作身份确认之用，恐怕得先用上殡仪馆的化妆品。他体格健壮，手臂笔直地伸展在体侧，手指微微弯曲。尸斑，即血液在重力依赖区集中所造成的斑点，也已形成，使他两腿及臀部的外侧呈现暗红色，而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