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么做，布弗德？”我继续追问，愈加肯定这是他此行的目的，“好落得轻松？好把他送去莱克斯岛，摆脱他？这怎么还本地受害者一个公道？我们就把话挑明吧，布弗德，如果他在纽约以一级谋杀罪名被判刑，你就不会再起诉他，对吧？”

    他用一贯的真挚眼神望着我。“你的邻居一向都很尊重你。”他这话让我大吃一惊。

    “一向？”我像被泼了冷水似的心生警觉。“现在不是了？”

    “我只想告诉你，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以你和那些女性受害人的悲惨遭遇而论，他就算死一百次都不足——”

    “这混账侵犯了我却就这么逃脱？”我急躁地打断他，心底非常痛楚，被排拒的痛楚，被弃绝的痛楚，“照你这么说，他对那些无辜女性所做的一切也就这么一笔勾销，是吗？”

    “纽约有死刑。”他说。

    “天哪。”我嫌恶地大叫，狠狠瞪着他，眼神就像我小时候用来取火燃烧纸张和枯叶的放大镜的聚光焦点那般炽烈，“他们什么时候判过？”他很清楚答案，曼哈顿从来就没人被判过死刑。

    “就算在弗吉尼亚，也没人敢保证一定会判死刑，”赖特言之凿凿，“毕竟被告并非美国公民，而且患有怪病，还是畸形什么的。他会不会说英语，都还不确定呢。”

    “他敲我的门时说的肯定是英语。”

    “不管怎样，他很可能以精神异常为由脱罪。”

    “这就取决于检察官的辩护技巧了，布弗德。”

    赖特眨眨眼，紧咬牙关，这一反应很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蹩脚会计师——衣服扣子通通扣上，戴着小边框眼镜——忽然闻到刺鼻怪味时的表情。

    “你和博格谈过了吗？”我问他，“应该谈过了吧。你不可能擅自作此决定，你们必然已达成协议。”

    “我们有过一番讨论。我也承受着压力，凯。说真的，你得多多体谅才是。别的不说，他是法国人，你能想象一旦我们决定处决一个法国公民，那边的政府会如何反应吗？”

    “天哪，”我脱口而出，“整件事的重点不在死刑，而在于让犯罪者受罚。你知道我对死刑的态度，布弗德。随着年龄增长，我越发反对死刑。但他必须为他在弗吉尼亚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赖特一言不发，凝视着窗外。

    “这么说，你和博格达成协议：如果DNA比对结果一致，尚多内就交由曼哈顿处理。”我总结道。

    “想想看，如果审判地点一定要变更，那变更为纽约可以说是最好的结果。”赖特又那样看着我。“况且你清楚得很，鉴于媒体压力，这案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里士满审理。说不定我们得全部转移到某个偏僻的地方法庭，你愿意在那儿连续煎熬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言之有理。”我起身拿火钳捅柴火，热气扑面，火星有如大群受惊的椋鸟沿着烟囱往上飞窜。“上天如何忍见生灵受苦。”我用右手臂猛力捅着，像是想把火焰置于死地，然后满脸通红地坐回摇椅，一时间很想哭。我太了解创伤后的压力综合征是怎么回事，清楚自己正受其折磨。我成了惊弓之鸟，又焦灼不堪。刚才打开的一个本地古典音乐电台播放着帕赫贝尔的乐曲，令我莫名地陷入哀伤，埋头哭起来。我太清楚这些症状了。我猛吞口水，试图平静下来。赖特默默看着我，神情中流露出贵族特有的忧伤疲惫，像是正在追忆某场激战的李将军。

    “我该怎么办？”我说，“继续过我的生活，就当从来没接触过这些惨绝人寰的案子，从来不曾替受害者验尸，从未遭到他的入侵、受到生命威胁？要是他改在纽约受审，布弗德，我又成了什么？”

    “这得问博格小姐。”他回答说。

    “俎上肉。”这是我常用的字眼，专指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