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的说法总不在家，当时他在哪里？”

    “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和艾伯特很熟。去年，我在急救室给那孩子做过身体检查，他的家族富有，母亲又神秘死亡，被送往新奥尔良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

    “到底是什么原因？”斯卡佩塔问，“遗传性精神疾病？那他的家人为什么还会让他单独旅行？”

    “根据你的说法，他并不是一个人啊。他的叔叔把他交给乘务员，而他无疑也被安全带到了休斯敦机场候机楼。接着更巧了，你一路照顾他直到送他回家。他没有精神疾病。

    “三年前的十月，基顿太太打电话报警，说她的外甥，那时候他好像才七岁，严重失血，因为在外面骑车时被人攻击。其实他只是太害怕，歇斯底里罢了。没人攻击那个可怜的孩子，凯——是你说我可以叫你凯的。总之没有半点证据表明他遭到攻击。事实上他有自残倾向，常拿刀割自己的身体。很显然，在我替他检查前不久他又这样做了。真是遗憾。”

    斯卡佩塔想起达尔德家不见一把刀具的厨房。

    “你确定他的伤口是自残造成的？”她说。

    “我习惯对事情保持怀疑。除了死亡我对任何事都没把握。”拉尼尔医生回答，“不过，我的确发现一些浅淡的割伤，其实只是刮伤。他下手很轻，而且局限在几个私密部位，例如肚子，大腿和臀部。”

    “难怪我坐在他旁边，却没看见他身上的疤。”斯卡佩塔说，“否则我一定会察觉的。”

    “倒是你更加令我困惑，”拉尼尔医生说，“有人要你来巴吞鲁日市，为什么？”

    “你认为呢？请你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我的行程？嫌疑最大的人就是你了，不然就是你办公室有人知道我要来。”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想，你的推理也没错。假如我和威尔顿·温恩交情不错，或许有可能导演这一切，但事实上我无法忍受那浑蛋，他比垃圾场还要龌龊，何况他有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钱堆里长大的。他来自南卡罗莱纳密尔托海滩，父亲经营高尔夫球场，母亲当了一辈子看护，那浑蛋出身可不贫穷。”

    “你怎么知道的？”

    “去问埃里克。”

    死亡调查员转身对她微笑，“我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偶尔有机会拿到一两份文件。”

    “关键在于，威尔顿·温恩和一些不法活动有牵涉，而且还很深，”拉尼尔医生继续说，“如何证明则是另一回事。可以确定的是，过去几年，在巴吞鲁日市被捕的许多犯人都逃过了非法持有枪械加刑法案，没有在原定刑期之外另服五年。我们这位联邦检察官似乎刻意忽略了这些案子，负责追踪这类案件的其他人也一样。

    “我在自己心爱的这座城市工作得很辛苦，原因之一是我从不向那些政客低头。明年就要重选了，不希望我继续担任验尸官的人恐怕可以把诺亚方舟挤满。那些浑蛋不喜欢我，我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祝我好运。”

    “你在电话中和我说，会叫人替我租辆车。”斯卡佩塔说。

    “这或许就是我犯的错误。我真够蠢的，应该避开办公室所有人，亲自处理这件事。我的秘书很可靠，但你刚才见的那个女职员或许会暗中打探，这很难说。”

    车子行经巴吞鲁日市繁华漂亮的市区，来到俯瞰整座城市的大学旁。位于第三街的沼泽酒吧是学生聚会的场所。拉尼尔医生把车子停在禁停区，然后将写有“验尸官用车”的红色金属牌丢在仪表板上。于是，这顿午餐好像忽然变成了犯罪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