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受害者，难道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如果你掌握了这样的消息，难道你不应该把它们公布于众，斯卡佩塔医生？”

    “如果信息可靠，也能保护公众，是的，我赞同你的观点，应该被公布。”

    “那为什么没有公布？”

    “我不知道是否有这种消息，或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在停尸间里收到一具尸体，警方或一名可靠的证人说也许是一名开着黄色出租车的司机干的，你难道不认为有责任把这个消息告诉公众，以防其他可怜无辜的女性遭受同样残忍的奸杀？”

    “你偏离了主题，进入了一个超越了我的知识范围和司法权的领域。”斯卡佩塔回答道，“法医的职责是判定死亡的原因和方式，为执法人提供客观的信息。不能指望法医履行法官的职责，或在收集的和他人制造的信息或谣言的基础上发布所谓的秘密消息。”

    讲词提示装置告知卡利有人打进了电话。斯卡佩塔怀疑制片人亚历克斯·巴恰塔也许正放任节目脱离正常轨道，他警告要辞退卡利，这反而促使卡利不顾一切。斯卡佩塔的合同已经被糟蹋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好吧，我们有许多可以谈的。”卡利对观众说，“但首先让我们来接一下底特律的多媞女士打进来的电话。多媞，你已经连线了。密歇根的情况如何？大家很高兴那里的选举结束了，我们总算被明确告知现在经济衰退，这个你知道吧？”

    “我给麦凯恩投了票，我丈夫刚被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解雇了，我的名字不叫——”一个克制、喘着气的声音传进了斯卡佩塔的耳机里。

    “你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是问凯的。你知道吗？我感到跟你很亲近，凯。我只希望你有空过来喝杯咖啡，因为我知道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我能给你提供你从任何实验室都不能获得的精神指导——”

    “你到底想问什么？”卡利打断她。

    “他们要做何种测试才能知道尸体是否开始分解，我知道当前他们能使用某种机器人来检测空气——”

    “我没听说过什么机器人。”卡利再次打断了她。

    “我不是在问你，卡利。我相信法医科学能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有一天早上，我读到本顿·韦斯利，也就是凯那位德高望重的法医心理学家丈夫写的一篇文章，据他说，谋杀案的清除率在过去二十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而且有望继续下降。同时，本国大约每三十个成人中就有一个是蹲在监狱里，因此想象下，如果把所有罪有应得的人都绳之以法，我们该把他们放到哪里，我们怎么能承受得起如此庞大的开支？我想知道，凯，关于机器人的事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指的是一个装了机械嗔探器或电子鼻的探测器，是的，你说得没错。”斯卡佩塔说，“的确有这种东西，用它来代替寻尸犬寻找秘密坟墓。”

    “我现在这个问题是问你的，卡利。真遗憾，你这么平庸、粗鲁。瞧瞧你一晚接一晚地羞辱自己——”

    “你这不是在问问题。”卡利切断了电话，“我恐怕时间不够了。”她睁大眼睛望着摄像头，匆忙整理桌上的纸张一一那些纸不过是道具，“请明天晚上继续收看‘克里斯宾播报’，获取更多有关汉娜·斯塔尔惊人失踪的独家报道。她的失踪与今早在中央公园发现的被奸杀的托尼·达里恩有关吗？这起失踪案是否和一辆黄色出租车有关，公众是否需要得到警示？再次和我交谈的将是前任FBI法医心理学家华纳·艾杰，他不仅相信这两个女人可能是被纽约市一位暴力性精神变态出租车司机所谋杀，也认为本市官员对这个消息秘而不宣是为了保护旅游业。没错，旅游业。”

    “卡利，我们已经下线了。”—个摄影师的声音。

    “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