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斋藤在卫兵陪同下退出了房间。脚步声消失后，凯瑟琳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温咖啡。她感到有点犹豫。肯尼·斋藤的确不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如果招待他到家庭派对来，一定要做好失去其他许多友人的心理准备才行。不过自己需要的，是在日本负责地下工作的男子，就这方面来说，待人处世态度的好坏，会成为问题吗？

    凯瑟琳迄今为止曾遇见过的日本人的面貌，像快转的电影胶片一样，一幕接着一幕地从脑海中闪过。

    对于在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度过学生时代的凯瑟琳而言，她并不会像西海岸的美国人那样，会有“日本人只会摆弄庭院”那种充满偏见的联想。相反，她年轻时所认识的日本人，大多数都是政府派来美国一流大学留学的优秀男子，他们不只家世背景数一数二，以后的发展更是前途无量，凯瑟琳所见过的，就只有这种教养优秀，属于菁英阶层的日本人。就这样，不知如何区别朝鲜、中国和日本人的凯瑟琳，因为认识了几名日本留学生而受到影响，并因此加深了对东方文化的理解。

    在波士顿郊外的私立女子大学学习过一些东洋文化后，凯瑟琳更深切地希望能钻研日本文化。东部的名牌大学中有几所大学设有日本学专业，但是并不接收女学生。无计可施之下，凯瑟琳只好进入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就读。因为这所学校的研究所里，有讲授日本文学的教授。

    另一方面，凯瑟琳也和在波士顿留学的几名日本留学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接受他们在日语方面的辅导。一年后，凯瑟琳已经能使用夹杂着汉字的日语，写出简单的报告，在现代日语小说的阅读方面也不成问题。

    “凯瑟琳，你也去日本看看吧？”某个留学生这样建议她。

    “美金在那个国家，可是拥有比在这里大十倍以上的力量哦！你在波士顿生活两个月的费用，在东京可以生活一年，而且还能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过，当凯瑟琳真正踏上日本国土，已经是在那之后大约五年的事情了。她在母校早已是日本文学系的研究员，还应聘到东京女子大学担任讲师。自一九三二年起，在东京生活了三年的时间。凯瑟琳在东京的三年生活，可以归纳成以下的几个阶段：充满惊奇的一年，幻灭的一年，厌恶的一年。她在东京生活的时候，正是日本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下，整体产业奄奄一息的时候。映在凯瑟琳眼中的，是一个绝不美丽，也不优雅和神秘，而是充满了狂乱的近代社会。这个社会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原理的巨浪下被吞噬，另一方面则到处听得到军靴低沉的踏步声，是一个在重压下喘不过气的社会。

    她在那里到处可以听见农家女儿悲惨的卖身故事，也看见很多人所受到的歧视待遇，比美国黑人还不如；军部在满洲独断专行；总理大臣被军人暗杀身亡，自由主义学者们遭到国立大学的排挤；著名作家在警察拷问下被虐杀。留在东京最后的那一年，凯瑟琳几乎快要窒息，只想等着合约快点结束。

    合约结束后回到国内，凯瑟琳受聘前往波士顿的东洋研究所，在那里以主任研究员的身份度过了四年的时间。接着，她受到海军部的邀请，请她在海军情报部通信保障科里，为选拔出来担任翻译要员的军人们教授日语。凯瑟琳早就思考过日本扩张主义最后的结果，所以考虑一个星期之后便答应了。就这样，凯瑟琳·沃特在圣地亚哥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的训练所里，以暗号解读班的粗鲁男子们为教授对象，开始了教师的生活。军方之所以给予她中校待遇，是为了配合她现在的年收入额度所做出的安排，并不代表她能行使与校官等级军人同样的权力。

    两年后的今天，当笼罩在日美关系上空的乌云逐渐扩散之际，凯瑟琳在身为训练所教官的同时，又被赋予了海军情报部对日工作小组的组长一职。身为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