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道，“士气显着提高，大家的精神状态大为放松。”

    “这应该是林兹特克写给他的指挥官的报告。”她解释道。

    “但是没有他的签名？”

    “只有打出来的名字，带下画线。”

    “这还不足以指认林兹特克。”

    “的确，但是你不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话了吗？有这份证据就可以对他进行突袭了。”

    “让小伙子们去打砸抢？”

    她直直地盯着他。

    “对不起，”他举起一只手致歉，“我用词不当。你说得没错，据此基本可以判定中尉在试图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找理由。”

    “为了后世子孙？”

    “也许吧。毕竟他们当时刚刚开始尝到败绩。”他又翻看了一下其他文件，“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别的报告，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还有一些目击证人的证词，”她抬起浅灰色的眼睛看着他，“接触这些东西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受到它们的影响，是吧？”

    雷布思看着她的眼睛，点点头。

    弗朗什镇屠杀中那名女性幸存者现居科里士省瑞拉克市，最近当地警方再次就参与屠杀的德军指挥官之事询问过她。她的证词和当年在审判中所述的并无二致：她只有短短的几秒锺看见他的脸，而且是从三层楼房的阁楼中往下看的。他们向她展示了一张约瑟夫·林兹的近照，她只是耸耸肩。

    “也许吧，”她说，“也许。”

    雷布思心里知道，这样的说辞一定会被地方检察官驳回，因为他很清楚，再没脑子的辩护律师都知道怎么攻击这样的证词。

    “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柯斯汀·米德问。她大概是从他的表情中读出了些什么。

    “进展缓慢。问题就出在这堆东西上。”他朝堆满文件的写字台胡乱挥挥手，“我的一只手里有这些东西，另一只手抓住了那个住在新城区的小老头，可是这二者没办法凑到一起去。”

    “你见过他没有？”

    “一两次吧。”

    “他什么样子？”

    约瑟夫·林兹是什么样子呢？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一位受人尊敬的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曾在大学里做教授，但只干了一两年。他本人的解释是：“当时我只是暂居其位，一旦校方找到比我更加适合教职的人选，我当然就让贤了。”他教授的课程是德语。他自称大约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间来苏格兰定居——一说到具体日期，他总是模模糊糊的，说是记性不好。他早年间的生活经历也不清楚。他声称相关证明文件都已毁于战火，同盟国为他淮备了整套文件的副本。然而口说无凭，那些文件完全有可能只记录了些林兹编造出来，又被同盟国接受了的谎言——出生于阿尔萨斯，父母亲人尽数亡故，被迫加入党卫军。雷布思对“加入党卫军”这几行字颇为赞赏，这种半推半就的承认刚好能让官员们认为他对参加过党卫军的事实供认不讳，对于其他细节应该也都说了实话。事实上，没有书面记录能证明林兹曾在党卫军任何一个军团服役，但是当轴心国颓势已显时，党卫军也销毁了大量自己的文件。林兹对于战争的回忆很模糊。他自称罹患弹震症，以此来解释记忆中的空白。但是他始终坚决否认曾用过林兹特克这个名字，或者曾在法国的科里士地区执行过任何任务。

    “我当时驻扎在东部，”他说，“盟军就是在那里抓到我的，东部。”

    问题在于，对于林兹究竟如何来到英国，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声称是自己请求前往英国开始新生活的。他不想回阿尔萨斯，又希望能够离德国越远越好，最好是中间隔着大海。然而这一点仍然完全无据可查。与此同时，大屠杀调查组的人找到了他们自己的“证据”，表明林兹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