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顺着开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马路一路上坡，右转，又一路下坡，来到德拉姆街。令人惊异的是，萨克拉门托街附近居然还有一个停车位。我停好车，走向那座舒适美观、熠熠生辉的崭新大厦，我的新办公室就在里面。

    办公室同样舒适美观、熠熠生辉：一共两间屋子，一间是接待室，一间是办公室，浅色墙壁，门口铺了一张米色地毯；镀铬的椅子，上面放着灯芯绒的坐垫，窗户上装着威尼斯百叶窗，如果你不想眺望窗外滨海高速路上汹涌的车潮，可以把它拉下来。屋里唯一不像样的一堆破烂就是我自己的东西——接待室正中央堆着的纸板箱，以及办公室内的那张桌子。这些都是搬运公司昨天搬过来的。

    这是一处非常不错的办公场所，的确。而它在我的阴郁情绪之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黑色蝴蝶结：我将会厌恶在这里工作，不管形象是否能因此而提升，不管时代是否已经改变。

    电话公司已经来装了一部电话——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要有一点改变。电话放在我桌子的中央，是黄颜色的，带按键的那种。我尖刻地想道，私家侦探不应该用黄颜色的电话，那是皮条客专用的。不过我还是走了过去，拿起电话，给好莱坞的本·查德维克挂了个长途。

    他在办公室，这可真出人意料，毕竟现在刚刚九点半。“我今天得早点来，”他解释道，“事情很多。虽然我非常讨厌这么早起床。”

    “是啊。”我说道。

    “听着，”他说，“我昨天想给你打电话，但接线员说你的电话停机了。我还以为你失业了，要不就是有人把你扫地出门了。”

    “是啊。”我说，“你那里有什么消息，本？”

    “《灯光下的罪恶》。你想了解真相，这就是真相：一九五〇年，梅格南公司从一个名叫弗兰克·科洛德尼的家伙手里买下了版权。没人记得关于这家伙的任何事情。他随随便便从大街上走进来，靠他认识的当地业务员介绍，跟梅格南的一个编剧见了个面。他手上的东西编剧很喜欢，头儿们也很喜欢，于是就给了他五万块钱，买下了版权。此外还有分红。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他们买的是什么？脚本？”

    “不，完整的电影剧本。据我所知，是非常棒的电影剧本。拍摄用的剧本只对原始剧本做了一点修改。”

    “科洛德尼说这是他自己写的吗？”

    “是的。用的是罗斯·泰勒·克劳福德这个名字。”

    “这件事有没有涉及其他人？”

    “据梅格南所知，没有。”

    “谁对剧本进行了修改？”

    “科洛德尼。他们给了他一间办公室，还有一台打字机。拍摄时需要做些最后调整时，他们还把他拉到了片场。”

    “你之前提到的分红——是什么？”

    “毛利的百分之二。在那时候这可不常见。梅格南一定是非常想要这个版权。听起来不多，但是《灯光下的罪恶》赚了一大笔钱。这些年来，梅格南按照百分之二的分红比例，一共支付给科洛德尼大约八万块钱。”

    “你在当地挖掘出什么关于科洛德尼的消息吗？”

    “没有。他住在亚利桑那州，不在这里。版税支票都是寄到一个名叫维科斯塔夫的地方邮政信箱，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现在的地址。最后一张支票是几年前寄出的。”

    “谢谢你，本。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尽管告诉我。”

    “会的，”他说，“不用担心这个。”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两只脚跷上桌沿，人们认为私家侦探就是这副样子，不管是不是在新办公室里。凝视着百叶窗上一道道的隔板，我陷入了沉思。事情慢慢拼凑起来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碎片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