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最忌过分聪明。

    18××年秋的巴黎，入夜之后，冷风阵阵，我正陶醉于双重的享受：含着海泡石烟斗进行沉思默想，跟我的朋友西·奥古斯特·杜邦一起坐在他圣日尔曼郊区兑诺路三十三号三楼后房的小图书室（或叫小书斋）里。我俩保持深沉的缄默至少已有一个小时。不经意的旁观者也许会以为我俩都只专心地凝望着吐入小屋空气里的袅袅烟圈，心无旁骛，其实我是在心底回味着黄昏时跟他交谈的话题：莫格路惨案与围绕玛丽·罗杰被杀的种种神秘。因此，在我们敞开公寓房门，请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厅戈总监进来时，我只把那看作是偶然的访问。

    我们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因为这人虽有一半令人瞧不起，却也有一半逗人喜欢，而我们已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我俩原坐在黑暗里，杜邦起身要想点灯，听见戈说是为了一桩给了警察很多麻烦的案子来咨询，即向我的朋友求教的，便不再点灯，又坐了下来。

    “如果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杜邦不再点燃烛芯，只是说，“在黑暗里思考，效果更好。”

    “这又是你的一个古怪念头。”总监说。他有个习惯，老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称做“古怪”，因此他总生活在无数绝对的“古怪”之中。

    “很对。”杜邦递给客人一个烟斗，再将一把舒服的椅子转到他面前。

    “说吧，有什么困难？”我问，“不会又是杀人案吧，我想？”

    “啊，不是，没有那类性质的案子。事实上案情非常简单。我毫不怀疑我们仨就能圆满解决，但是我认为杜邦会喜欢详细听一听案子的情节，因为它古怪得出奇。”

    “怕是又简单又出奇吧。”杜邦说。

    “嗯，确实是，可也并不完全如此。事实是我们都弄糊涂了，案子虽说简单，大家却一筹莫展。”

    “说不定正因为案子太简单，你们才追失了猎物的骚味的吧。”我的朋友说。

    “你瞎说个什么呀！”戈总监哈哈大笑。

    “神秘大概就在简单得过了分。”杜邦说。

    “啊，天哪！谁听说过这样的想法！”

    “是个一目了然的案子吧。”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客人被逗得非常快活，放声大笑，“啊，杜邦，你会笑死我的！”

    “你手上究竟是什么案子呀？”我问。

    “好的，我就来告诉你，”戈总监稳稳地喷出一口长长的烟，往椅上一靠，沉吟着回答，“几句话就能给你介绍清楚。但是，我得事先叮嘱你，这案子要求绝对保密。要是有人知道我透露给了别人，我现在这把椅子就八成会坐不稳。”

    “讲吧。”我说。

    “否则就别讲。”杜邦说。

    “那好，一个级别极高的官员私下告诉我，说是丢失了一份极端重要的文件——是从皇家闺房里盗走的。盗窃者是谁，肯定无疑是知道的，因为是眼见他拿走的。还有，文件仍然在他手里，这也是知道的。”

    “凭什么说是知道的？”杜邦问。

    “凭清楚的推理，”总监回答，“凭文件的性质推理，凭它没有出现后果推理。如果文件已经从盗窃人手里散布出去，那是会立即产生后果的。就是说，盗窃者对它的最终的使用一定有他的打算。”

    “请说得更清楚一点。”我说。

    “好吧，我就大胆向你透露到这个程度：这份文件可以让持有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无穷的权力。”总监喜欢使用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太清楚。”杜邦说。

    “还不清楚？好吧，若是那文件让一个第三者看见了（他的名字我不说），就会使某个地位很高的人物的清白遭到怀疑。这一事实使掌握文件者对她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