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仍然躺在那里。房里的混乱状态仍然按规定保留未动。除了《论坛杂志》报道过的情况之外，我再也没有新的发现。杜邦却仔细地观看了每一样东西——就连受害者的身体也没有放过。然后我们又进了其他的房间，去了后院。整个过程都有个警察伴随着。我们一直检查到天黑才离开。回家路上我的伙伴还去了一个日报办公室耽误了一会儿。

    我曾经说过，我的伙伴的奇思异想层出不穷，我得承认。此刻他拒绝谈惨案的问题——他就是那脾气，直到第二天正午左右，他才突然问我，我在那暴行现场是否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他强调“特别”一词时的态度使我背脊发凉。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说，“至少不比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更特别。”

    “我担心的是，”他回答，“那‘杂志’并没有触及惨案那不寻常的恐怖部分，但是报纸的意见我们就别管了。我似乎觉得，大家都以为这惨案侦破不了，而那正是应该让我们感到容易侦破的原因——我指的是惨案的表面现象。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没有动机——不是没有杀人的动机，而是没有残暴杀人的动机。把警察弄糊涂的就是这东西。而听见了争吵跟楼上再也没有人（被杀害的莱斯潘娜叶小姐除外）这两个事实又似乎无法调和，再加上上楼的人不可能看不见逃走的凶手，这些都弄得他们晕头转向。那乱七八糟的房间，头冲下塞进烟囱的尸体，被悲惨地割掉了脑袋的老太太，再加上刚提到的那些问题，还有些不用我说的情况，已经足够让那个政府机构瘫痪，使他们所夸耀的‘聪明’迷失方向。他们犯了一个常见的大错：混淆了反常与神秘。理智是在平常层面的悖离中摸索前进，并发现真理的——只要它肯摸索。在我们此刻所从事的这次调查里，应该问的问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了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什么’。我事实上即将（或已经）揭开这个疑团，而我破案的轻松程度却恰好跟它在警察眼里的那表面的难解程度成正比。”

    我瞪大了眼睛望着说话的人，惊呆了，说不出话来。

    “我现在正等着一个人，”他望着我们公寓的门说了下去，“这人虽然未必是惨案的制造者，却跟它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人在惨案最残酷的部分面前很可能是清白的。我希望我的这个假定没有错，因为我破解整个哑谜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个假定上。我此刻就在这里随时期盼着那个人的到来——到这个房间里来。对，他可能不来，但八成会来。他要是来了就得让他留下。这是两把手枪，必要时我俩知道该怎么使用。”

    我拿过手枪时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是否相信自己听见的话。这时杜邦又说了下去，很像在独白。在这种时刻他那神秘的样子我早说过了。他的话是说给我听的，但是声音和调子却好像是说给远处的人听的——虽然很低。他眼睛望着墙壁，没有表情。

    “在楼梯上的人听见的争吵声，”他说，“不是那两个女人的声音，这已经得到充分证明。这就完全解除了我们的一个怀疑：老太太是否可能先杀了女儿然后自杀。我这样说主要是为了说明方法问题：因为莱斯潘娜叶太太根本没有力气把女儿的尸体塞进烟囱，就像那女孩被发现时的样子。而老太太自己身上的伤情也完全排除了自我毁灭的设想。因此，凶杀是第三方干的。人们听见的争吵声就是第三方的声音。现在我要谈一谈了，不是谈关于那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谈证词里那特别的东西。你看出其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我指出，虽然所有的人都说那粗鲁的声音是法国人，但是对那尖厉的、有人说是难听的声音，却说法不一。

    “你说的是证词本身，却仍然没有指出特别的东西。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是有的。你指出了证人们对那粗鲁的声音的看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