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伤害的。证人看见时，死者的头已经跟身子完全分开，喉头显然是用非常锋利的工具切开的，很可能是剃刀。

    “亚历山大·爱迪安，外科医生，是跟杜马先生一起被请来看尸体的，他证实了杜马先生的证词和意见。

    “虽然又录了几个人的证词，却无大的进展。这种每个细节都那么神秘、那么难解的凶杀案，巴黎还从没有发生过——如果真是凶杀案的话。警察完全嗅不到猎物的气味——连线索的影子都没见到。这种情况在这类性质的案件中十分罕见。”

    报纸的晚刊说，圣洛歇区仍然激动异常。对那幢楼再次做了仔细的检查，重新对证人进行了检验，仍然一无所获。不过，报纸的附言却宣称阿道尔夫·勒朋已被捕拘留——虽然除了已详细报道的情况之外，再没有能说明他有罪的证据。

    杜邦似乎对案件的发展特别感兴趣，这一点我至少可以从他的神态断定，因为他一言不发，直到宣布逮捕了勒朋，他才问起我对这次案件的意见。

    我只能跟全巴黎的人一样，认为那是一桩无法侦破的神秘案件。我看不出可能追踪到凶手的方法。

    “我们不能靠这种表面的调查来决定方法，”杜邦说，“因为精明而受到许多赞美的巴黎警察只是聪明而已，没有别的。他们那程序除了就事论事的措施，再也没有别的方法。他们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措施，但常常是牛头不对马嘴，令我们联想到儒尔丹先生。儒尔丹先生要想好好地听音乐，叫人送来的却是睡衣。警察取得的成绩有时并非不惊人，但绝大部分靠的是单纯的勤快和肯干，这类素质不起作用时他们的计划就归于失败。比如威道克吧，他很会猜哑谜，而且很有毅力，但是没有受过思维训练，于是就因为调查深入而老出纰漏，就像让看的东西太靠近眼睛而伤害了视力似的。他有可能把一两个问题看得异常清楚，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必然是疏于全局。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过分深入的问题——真理并不永远藏在井里。其实，若说更重要的知识，我倒相信它总是无一例外地露在表面上的，但它的根子却在我们所搜寻的山谷里，并不在发现它的山顶上。这一类错误的方式和根源最典型地表现在我们对天体的思考上。对一个星星瞥上几眼，瞄上一瞄，向它转过眼睛虹彩的外部（它比内部更能接受微弱的影象），反倒看得更清楚，能最好地感受它的光芒——那种光芒随眼睛向它转去的角度而减弱。在后一种情况下，更多的光落到了眼睛上，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却能产生更敏锐的理解力。过分的深入能困扰和削弱我们的思想，过分长期集中或直接的注视是可能弄得连太白金星也从天空消失的。

    “至于对这场凶杀案，我们还是先不提对它的看法，自己去检查一遍吧。检查检查可以让我们快活一下，”（我觉得“快活”一词这样用不恰当，但没有说出口），“而且勒朋有一次还帮助过我，我对他并非没有感激之情。我们去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屋子吧。我认识警察总监戈先生，得到必须的批准不会有困难。”

    我们得到了批准，然后立即去了莫格路。那是介于黎歇留大街跟圣洛歇大街之间的若干冷清的大街之一。因为距离我们住处很远，我们到达时已是下午三点以后。那屋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还有人在街道对面怀着漫无目标的好奇心抬头望着那紧闭的百叶窗。那是一幢平常的巴黎楼房，有一道大门，大门一侧有个有玻璃窗的警卫亭，窗户上有滑动窗框，说明是看门人的小屋。进门前我们先沿街道往前走，拐入了一条小巷，再拐了一次，来到了那幢房屋背后。杜邦在这里检查了那幢房屋和整个的邻近地区，检查得非常仔细——我看不出那能有什么用处。

    回来后我们来到楼房前面，按过铃，出示了证件。得到了管理人的允许，我们上了楼，进了发现莱斯潘娜叶小姐尸体的房间。两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