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判断出取牌人能否在那套牌里再拿一副。他从佯攻或扔牌的神气看出对方的意图。一句随口说出的不经意的话，一次偶然的掉牌、转牌和随之而来焦灼或满不在乎的掩饰，胜牌的计算，整理牌的顺序，困惑、犹豫、烦躁或痛苦的表情，这一切都把真实情况透露给了他那表面看上去像是出于本能的感知。牌出到第二三圈上，他已对每家的牌了如指掌，随后打出的牌目的性绝对明确，好像另外三方的牌都摊到了桌子上。

    不能把分析能力跟简单的聪明混为一谈，因为分析家虽然必须聪明，聪明人却常常惊人地拙于分析。聪明常常表现在贯串能力和组合能力上，骨相学家常常为它指定一个专门器官，假定它是一种原始的才能。我认为他们错了。某些在其他方面智力接近白痴的人身上也常有那种能力，这已经引起了描写道德的作家们的普遍注意。聪明跟分析力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比幻想和想象力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不过，其性质却非常相似。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聪明人往往有很多幻想，而真正有想象力的人从来都不会不善于分析。

    以下讲述的故事在读者眼里可能会看作是对上面的话题的一个注脚。

    18××年春天和夏初我在巴黎小住，认识了一位叫C.奥古斯特·杜邦的先生。这位年轻的先生出自高贵的家庭——实际上是辉煌的门第，但是，由于种种不幸的遭遇，陷入了极端的困顿，他只好降低了自己的期望，不再到社会上活动，也不再怀抱重振家业的希望。由于债权人的照顾，他还保留了一点残余的祖业，也就靠那点产业的收入和极端的节俭维持日常所需，也不再为追求多余的东西而操心。事实上，书本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书本却不难得到。

    我们是在蒙马特路一个偏僻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见面的，我俩恰好都在寻找同一本极为罕见也很惊人的书。这次的邂逅密切了我们的交往，我们一再见面。我对他那小小的家庭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他带着法国人只要谈到自己便常耽溺于其中的诚恳为我讲述的。我还惊讶于他的阅读面之广。而我最有感受的却是他那狂热、生动和新颖的想象力，它点燃了我的灵魂。我那时正在巴黎寻求当时寻求的目标，觉得跟这样的人来往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我把这种感觉坦率地告诉了他。最后，我们做了安排，我在巴黎逗留的时期应该跟他同住。我的经济情况不像他那么拮据，容许我租一幢楼房。我们按照一种能投合我俩离奇脾气的风格布置了居室。那楼古老而别致，在日尔曼郊区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由于某种迷信（对此我们没有追究）而长期荒废，而且摇摇欲坠。

    外界的人要是知道了我们在那里的日常生活，是会把我们当作疯子看的——虽然也许是无害的疯子。我们完全与世隔绝，不见客人，事实上我把隐居地对我往日的熟人全都小心地保了密，而杜邦在巴黎已经多年没有人认识，也不认识人了。我们只孤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的朋友有一种奇异的怪想（我还能叫它什么呢？）：为黑夜而爱黑夜。而我也一声不响地陷入了这种怪想，像陷入别的癖好一样，让自己彻底耽溺于那些想入非非的念头。那黑暗的神灵不能永远陪伴我们，我们却可以伪造她的存在。晨曦初露我们就拉下那古老建筑物里厚重的百叶窗，点上两支蜡烛，让它们发出浓郁的馨香和极阴森也极微弱的光。在这类措施的帮助之下，我们的灵魂便忙碌于幻梦里——读书、写作、谈话，直到钟声通知我们真正的黑暗降临。那时我们就手挽着手冲上街头，继续白天的谈话，或是作汗漫之游，直到深夜，在那人口众多的城市的光与影里寻求宁静的观察所能提供的无穷的精神刺激。

    在那样的时刻我免不了注意到杜邦那独特的分析能力，而且衷心地佩服他，虽然对于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我早有思想准备。他也似乎为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