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秘密就隐藏在对关根父母所作的询问当中。

    两人所陈述的事实的概要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可实际上，除了供词记录书这一官方记录以外，平塚自己还有一份称为《相关人员调查备忘录》的私人调查记录。

    其中有以下这么一段关根父亲的供词，虽然引用内容稍微长了一点，但因为这是首次揭示关根死亡真相的证词，所以请各位读者还是耐着性子仔细看一下。

    “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九月上旬，我儿子阿笃在被从东京少教所送往位于茨城县土浦市的教育机关‘大野葡萄园’途中逃跑，并潜逃回家。我当然劝说他立刻回到少教所去。可是我儿子哭着怎么也不肯听，同时由于我妻子也一再恳求我，所以我就让他在家里躲了一天。我妻子因为能见到久别的儿子，同时也因为他向父母求助，所以非常高兴，又是烧洗澡水，又是做好吃的。我当时也不由自主地觉得我儿子今后会改过自新，所以也挺高兴。可这却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所在。

    “我儿子一点都没有回少教所的意思，最后竟对我们说‘想在福生的咖啡馆和朋友见面’、‘想去新宿玩’之类的话。因为觉得把他关在家里的话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所以就和他讲好玩的时间只能是一个小时，然后带他去了新宿。我当时在他身上蒙上毛毯，让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然后驾车来到了歌舞伎町。我在车里等着，我儿子进去玩，可是，他果然没有回来。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再也管不住我们的儿子了，同时也觉得再也不能相信他了。

    “我们夫妻俩对我们的儿子期望过高，现在想来，这是不对的。从他小时候开始，我就一直严格地教育他，使他像一个警官的儿子。可是，我越是这样做，我儿子的抵触情绪就越强，净干些坏事。这可能和他交往的那些坏朋友也有关系吧。我当时担任公共安全方面的工作，因此很少在家，即使在家时也不太说话。我当时也觉得这样不太好，有时也想和儿子说些什么，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结果说着说着，口气就会变得像审犯人一样，反而会被儿子说：‘爸爸太冷酷了，我又不是犯人。’

    “我儿子因为犯罪而受到辅导教育以后，我作为警察的人生也完了。自己明明没有提出申请，却被莫名其妙地调到交通机动队工作，此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调动和升职的机会，同时也经常感到周围同事对我投来的冷冷的目光。可即使是这样，每次我儿子闯什么祸被逮捕，我就会经不住我妻子的请求，去逮捕他的警署将他领回来。我自己都记不清我曾经多少次向别人低头谢罪，说‘我一定会负责严格教导我的儿子……’之类的话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因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被吊销驾驶执照了。他非常惊慌，向我发誓说：‘驾驶执照对我的工作很重要，我今后一定会认真工作的。’我因此还利用自己的职权帮他拿回了驾驶执照。

    “现在想来，我那种举动是非常愚蠢的。可在当时，为了让我儿子改邪归正，我真是费尽了心思。但是，有一天，我从家庭法院的一名调查官那里听说，我儿子曾经给他写信说：‘我不希望因为自己是警官的儿子而受到优待，请你们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我，给以相同的刑事处罚。’我当时眼前发黑，心想：‘我到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直在庇护他。他所做的这些坏事，都是对我的一种嘲讽。’”

    关根父亲的这段证词，不由让人感觉到十二月十五日，在关根家曾经发生过什么“异常情况”。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那么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关根的父亲对当天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我妻子在立川警署的刑警走了以后，非常严厉地训斥了我儿子，最后由于情绪非常激动，甚至说：‘到了这个地步，大家的生活都完了，都完了，不如一起死了吧。’现在想想，当时最痛苦的人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