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慢慢爬上宏伟的楼梯。特雷弗手扶栏杆，举步维艰，呼吸困难。

    “我听到你今晚进门，看到你走进书房，”我说，“你那时的脚步比现在稳健多了。”

    他摆出一副受苦受难的烈士面孔。“痛是一阵一阵突如其来的。”他说。

    “你和你女儿。”我说，“你们永不放弃，是吗？”我微笑，摇头。

    “让步是死亡，肯奇先生。低头是折断。”

    “犯错是人性，宽恕是美德。我们可以这样对联下去几小时。来，该你了。”

    他吃力地爬上楼梯顶端平台。

    “左边。”我说，把拐杖递还给他。

    “看上帝份上，”他说，“你打算对我怎样？”

    “在走廊尽头右转。”

    这栋豪宅坐东朝西。特雷弗的书房和休闲室在一楼，可以看海。二楼卧室和黛丝丽的房间也一样面海。

    但三楼只有一间面海房间。房间的窗户和墙壁是活动的，到了夏天，可以拆掉窗子和墙，沿着拼花地板外缘装上栏杆，卸下天花板，露出头顶上的天空，铺上方块硬木保护脚底下的拼花地板。我相信每逢阳光灿烂的夏日，无论白天拆掉房间，或晚上不管特雷弗多晚上床，再把它装回去以免风吹雨打，都不是容易的事。但话说回来，此事不劳特雷弗费心，自有青面和不倒翁打点一切，或由他们底下不管什么佣人负责。

    在冬天，房间布置得像法国客厅，摆了镀金的路易十四椅子和躺椅，精工刺绣的长短沙发，纤细的镶金茶几；挂上油画，画里戴假发的贵族和贵妇聊着歌剧或断头台或不论法国人在贵族阶级天数已尽的最后日子里谈的什么。

    “虚荣，”我说，看着黛丝丽被打成肉酱、断裂的鼻子和特雷弗残缺不全的下半张脸，“摧毁法国上层阶级。它掀起革命，促使拿破仑进军俄国。至少耶稣会教士是这么告诉我的。”我瞄一眼特雷弗。“我讲的不对？”

    他耸肩。“稍微简化了点。但大致不错。”

    他和黛丝丽分别绑在房间两端的椅子上，两人中间隔了整整二十五码。安琪下楼去一楼西厢房拿补给品。

    黛丝丽说：“我的鼻子需要看医生。”

    “目前我们整形医生有点人手不足。”

    “是不是虚张声势？”她说。

    “哪件事？”

    “丹尼尔·格里芬。”

    “是的。完全是诈唬。”

    她对滑落脸上的一缕头发吹口气，对自己点点头。

    安琪回到房间，我们一起将所有家具移到旁边，在黛丝丽和她父亲之间腾出一片宽敞的拼花地板。

    “你量过房间？”我问安琪。

    “绝对。刚好二十八码长。”

    “我怀疑我扔橄榄球能扔到二十八码。黛丝丽的椅子离墙多远？”

    “六英尺。”

    “特雷弗呢？”

    “一样。”

    我看她的手。“好漂亮的手套。”

    她举起手。“你喜欢吗？黛丝丽的。”

    我举起我完好的手，也戴了手套。“特雷弗的。我猜是小牛皮。又软又灵活。”

    她从她的皮包拿出两把手枪。一支是奥地利制格拉克17型9厘米口径。另一支是德国制席格绍尔P226型9厘米口径。格拉克轻巧，黑色。席格绍尔是银色铝合金，略重一些。

    “枪柜里有好多枪可选，”安琪说，“但这两把似乎最符合我们的用途。”

    “弹匣？”

    “席格装十五发。格拉克装十七发。”

    “枪膛里还可以各装一发，当然。”

    “当然。不过枪膛是空的。”

    “看在上帝份上，你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