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组织者的女儿。不在乎多少传教士和修女因为你的命令或你扶植的香蕉共和国的政治，脑后中弹躺在乱葬岗里。我甚至不在乎你买你的妻子和可能使她活着的每一分钟都像人间地狱。”

    “那你在乎什么，肯奇先生？”

    他举起雪茄到唇边，我一把拍落，任由它在我脚下地毯上闷烧。

    “我在乎杰·贝克和埃弗瑞特·哈姆林，你这狗屎不如的废物。”

    他眨眼挤掉睫毛上的汗水。“贝克先生背叛我。”

    “因为听你的话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

    “哈姆林先生决定向官方检举我和科尔先生的交易。”

    “因为你摧毁了他花一辈子建立起来的事业。”

    他从晚礼服上装内袋抽出一条手帕，对着手帕猛咳一分钟。

    “我快死了。”他说。

    “不，你不是，”我说，“如果你真的以为你快死了，你不会杀杰。你不会杀埃弗瑞特。但万一他们中哪一个把你拖上法庭，你就不能爬进你的冷冻室，是吗？等到你能爬进去时，你已经脑死，你的器官全部坏掉，这时候再冷冻你是浪费时间。”

    “我快死了。”他又说。

    “是呀，”我说，“现在你快死了。那又怎样，斯通先生？”

    “我有钱。你开个价。”

    我站起来，用鞋跟碾熄他的雪茄。

    “我的价码是二十亿。”

    “我只有十亿。”

    “唉，那就算了。”我说，把他推出书房，前往楼梯。

    “你要干什么？”他说。

    “比你应该受到的惩罚少些，”我说，“但比你准备接受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