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开始弯曲，我们冲出只有沥青路和草地的无人地带，驶近坦帕湾，雨墙后面海水和滨海陆地漆黑一片，分不清陆地的尽头和海水的起点。公路两旁冒出一栋栋白色小木屋，有些屋顶挂了招牌，我无法在模糊的黑暗中辨认上面的字，小木屋像没有地基似的，轻飘飘浮在凄风苦雨的阴间。有一两分钟时间，擎天桥的黄鳍似乎静止不动，没有变得更近或更远，只是悬在疾风扫过的黑暗旷野，硬生生插入瘀紫的天空。

    我们爬上通往桥中央的三英里坡道，一辆车从公路另一边冲出水墙开下桥，水汪汪的前照灯在黑暗中摇曳，从我们旁边飘过向南而去。我看后视镜，只见一组前照灯打破黑暗，在我们后方大约一英里处。凌晨两点，我们向庞大的黄鳍爬升，雨水像墙一样遮住视线，黑暗充塞四面八方，这样的夜晚连最顽劣的罪人都不宜放逐。

    我打个哈欠，一想到还要困在狭小的赛利卡里二十四小时，我的身体就忍不住呻吟。我乱转收音机，除了“耶，老兄”的古典摇滚台、一两个舞曲台和几个“软摇滚”怪胎外，什么都收不到。软摇滚——不太硬，不太软，对不知好歹的人恰恰好。

    柏油路越来越陡峭，我关掉收音机，一切被我们暂时抛到身后，只剩下最接近的鱼鳍。杰的尾灯穿过雨水像两只红眼回瞪着我，我们右边海湾越来越开阔，水泥栏杆川流不息地流过。

    “这桥大极了。”我说。

    “而且不吉利，”安琪说，“这座桥是后来重建的，取代旧桥。原来的擎天桥——至少它的残骸——在我们左边。”

    她用仪表板上的打火机点烟，我赶忙看左边，但发现在滂沱大雨中我无法分辨任何东西。

    “1980年代初，”她说，“原来的桥被一艘驳船撞到。主桥跨坠海，好几辆汽车跟着掉下去。”

    “你怎么知道？”

    “入境问俗。”她摇下车窗，开一条小缝让烟袅袅钻出。“我昨天读了一本介绍这地区的书。你的套房也有一本。新桥通车那天，一个家伙开车去参加通车典礼，开上圣彼得堡那边的坡道时心脏病发作。车子摔下海，人也死了。”

    我望出窗外，海湾从我们脚下坠落，像电梯槽的底部。

    “你骗人。”我紧张地说。

    她举起右手。“我发誓。”

    “两手放在方向盘上。”我说。

    我们接近桥中央，整个黄鳍结构像火一样照亮车子右侧，将橡胶般的车窗浸浴在人工光线中。

    我们左边突然响起轮胎碾过雨水的拍打声，透过安琪窗子的小缝传进来。我看左边，安琪说：“搞什么鬼？”

    她猛拉方向盘，一辆金色凌志“咻”地一下超过我们，挤进我们的车道，车速至少七十英里。赛利卡乘客座这边的轮子擦上车道与栏杆之间的路沿，整个车体震动弹跳，安琪伸直手臂顶住方向盘。

    我们摇摇晃晃跌回车道，凌志急驰超越我们。它没有打开尾灯。半个车身切入我们前面，横跨两条车道，我在鱼鳍反光的瞬间看到司机僵硬、细小的头。

    “是库辛。”我说。

    “该死。”安琪立刻按赛利卡的小喇叭，我“啪”地一下打开仪表板上的置物箱，先拿出我的手枪，再拿安琪的。我把她的枪塞在紧急刹车旁的操作盘上，推进一粒子弹到我的枪膛。

    前方，杰伸直了头看后视镜。安琪的手一直按在喇叭上，但它发出的微弱咩叫被库辛先生的凌志扫进杰的3000Gt后侧围板的撞击声淹没。

    小跑车的右轮跳上路沿，乘客座那边擦到杰右边的护栏，溅起火花。杰用力将方向盘转到左边，车轮跳下路沿。他的侧视镜被扯断，穿过雨水向后射出，我偏头闪躲，它击中我们的挡风玻璃，玻璃在我面前裂成一张蜘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