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您需要什么？”像劳伦·芭考尔嗓子痛时发出来的声音。

    “我找一个叫罗素·丹瑟尔的人。”

    她的嘴变成一种难看的形状。“他？”她问，“你不是警察吧？”

    “不是。怎么了？”

    “你看上去像。丹瑟尔之前进过监狱。”

    “在红杉城？”

    “是的。他在其他地方也坐过牢？”

    是的，但我没告诉她。“他为什么被捕？”

    “醉酒闹事，还能有什么？你是来收账的？”

    “不。”

    “传票送达员？”

    “不。他还住这儿吗？”

    “是的，但不会太久了，如果他不及时付房租的话。他和我前夫一样，欠债不还。这是我的房子，我要把他扔到大街上去。”

    “呃。”

    “扔到大街上去。”她又强调了一遍。

    “他住几号房间？”

    “六号。在楼上。”

    “他在吗？”

    她耸耸肩。“天知道。如果不在你可以到‘鲁兹妈妈’去找他，过了梅尼街就是。他不在这儿喝酒就在那儿喝。”

    “谢谢。”

    “不客气。你是他朋友？”

    “宗教顾问。”

    “什么？”

    “他的宗教顾问。我正在教他如何爱邻居。可能你也需要上几节课。”

    “滚！”她说，砰地关上了门。

    我上楼找到了门牌号为六的房间，用力敲门。没人答应。我试了试门把手，丹瑟尔忘记锁了，或者是他觉得根本没必要锁。我伸进头去看了看。就一个房间，家具很少；衣服堆得到处都是，有只空了的幸运商店出售的半加仑波本威士忌酒瓶，一些大概从附近那家旧货店里淘来的平装书。但我没看见打字机、手稿或者其他一个职业作家应该拥有的东西。

    我关上门下楼，沐浴着外面温暖的阳光。今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风很小，半岛地区的温度通常比旧金山高十到二十度。我沿着斯坦波街向梅尼街走去。鲁兹妈妈不难找，向西半个街区就到了，一块花哨的牌子上写着它的全称：鲁兹妈妈火烈鸟酒吧，与周围污秽的环境不谋而合。我穿过街，对着墙上油漆的火烈鸟图案直摇头，然后走进一扇蝙蝠形状的门。

    里面和外面一样糟糕。和一般酒吧的装潢一样，有一些木板隔成的小房间，一张台球桌上方有只吊灯，还有一只坏了的点唱机，看上去像被抢劫过一般：玻璃碎裂，边缘凹陷，中间还被砸出一个洞。我可不想遇见搞这种破坏的家伙，即使他有正当理由。

    酒吧里有四个人，包括一名丰满的女招待。其中两个蓝领装扮的顾客在喝啤酒，另一个就是丹瑟尔了，他坐在最远的角落里，嘴里叼一根雪茄，手中拿着一杯大概是波本威士忌的饮料，正在翻报纸。他凑得离报纸只有十英寸，几乎是用鼻子透过烟雾在闻，好像近视眼一样。他是那种就算瞎了也不承认自己需要配副眼镜的人。他正全神贯注在报纸上，没立即认出我，所以我可以观察他一小会儿。

    和两年前我见到他时相比，他改变了不少，一年老过一年。他现在六十五岁左右，下颌凹陷，脸上和脖子上有深深的皱纹。脸颊上的红血丝比过去更多，还有一只.C.菲尔茨那样的酒糟鼻。岁月也在他头上留下了痕迹，灰发已所剩无几。他看上去肮脏而浪荡、浑身的肌肉像稻草人穿的破布一样挂在骨头上。我觉得他好像很快就会死了，怜悯和同情油然而生。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我们都时不时地做这样的事，但他从未停止。再加上运气太差。六十五岁的他本应比现在过得好，而不是住在租来的旧货店边上的小屋里，坐在鲁兹妈妈火烈鸟酒吧，让死神从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