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的劝导时，不止一次地想过：要是把她干掉、没有她就好了，我认为对于忌妒狂的女罪犯和所说的《激情犯》，日本法院实在是太宽大为怀了。这种倾向非改不可。如果采取英、美刑诉法，故意杀人犯就应全部处以死刑。”

    “好啦，好啦，请等一下。”野口候补审判官笑着说，“我们不是研究修改刑诉法的，而是讨论如何认定本案犯罪情况的。”

    “我的话也与此有关系呢。”矢野认为说，“这就是说，即便是被告人于这一天在作案现场，并不是故意或有准备的要杀人，即便是被害人先走在前面领路，其思想也仍然是抱有杀意的，所以，他那拿着刀子的手才没有撤回去，倒是一时抑止不住激动的情绪，象决堤的洪水一般一泄而不可收拾。”

    “所以，被告人对被害人这暴举并不是故意干的呀。”野口接话说。

    “嘿嘿！”矢野奸笑了一声。“你可真会接话茬，不过，我不会上你的当。你这是首先让我认定其暴行不是故意，然后就是自然地否认有杀意，最后只剩下这样一条：是故意威胁。”

    “这个案子要是让你审就好了。”野口又苦笑了一下，“而且，我也象你一样，可以自由地提出相反意见。但是，这个被告人对前途还是抱有期望的。他拒绝良子打胎，一定要将孩子生下来。这样一个人如果轻易地怀有杀意，这不是极其不合情理吗？从心理上来看，如果突然间形成了杀意，不是也会以同样的速度去抑制这种杀意吗？须知，他要养儿育女呐。”

    “但是，不论怎么说，人的心理活动是不安定的，特别是，这个被告人还年轻。菊地兄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必须承认行为的非连续性。”

    矢野是很难被说服的。于是以求援的目光望着谷本审判长说道：

    “你说呢？审判长？”

    从方才就一直沉默认真地听着两位部下的辩论的谷本审判长，瞥了一眼野口，点了一下头，说道：

    “我非常赞成把判断的对象放在被告的现场活动上。毋庸置疑，关于刑事案的事实认定，也必须从那儿做起。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搜查部开始没有对此案做过充分的调查，重要的目睹者竟然在公判以后才发现，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虽然宫内有前科，他的证词不可全信，但是，如果在搜查阶段就知道他是目睹者的话，那么，对被告人的调查方针自然就会与原定方针不同。”

    讲到这儿，谷本审判长向矢野望去，继续说道：“当然不能无视交待材料，但这种材料是怎样形成的，你心中自然有数。而且，从内容来看，在谈到动机时不仅牵强附会，而且关于作案当时情况也与事实有违。当然喽，虽说跟宫内证词不同，但也不能说其他部分就不真实了。但是，作为审判官，不论检察官的调查报告中写着什么，也必须要从独自的立场去进行判断。如果不是这样，公判和审判官就变得不需要了。关于这个少年‘怀有杀意’、‘有准备的杀人’这种说法，由于福田金属店店主的证词，使人感到相当地靠不住。关于象凶杀罪这样的重罪，其犯罪事实必须是认定为‘毫无合理性怀疑的余地。’你用拉吉诺·毕奇的理论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毫无合理性怀疑的余地，”是英、法、美等国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审判长在对陪审员做指示时，必然要引用这句话。五十四岁的谷本审判长在谈话中经常夹杂一些外语，这次，他也是用英语说这句话的。

    矢野好象显得退缩了，但不一会儿脸上又浮现出挑战似的微笑：

    “能否认定，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是把这作为一个讨论的议题提出来的。我反正是得到一个这样的心证。”

    “原来如此。这是关系到认定事实的问题，必须要充分地讨论。但是，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裁判中，承认被告有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