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你在检察厅的时候就没有回忆呢？这不是令人奇怪吗？”

    “这个，实在是真对不起……”

    “你说被告人在买刀子的同时又买了晾衣夹子，你这样说，是不是受到某种暗示，才想起是这样的？”

    “不，没有。那我的确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案子发生不久没有回忆出来，反倒在今天回忆出来了？”

    “不知道。”

    清川民藏说完低垂着头不语了。

    “完了。”冈部检察官说完便坐下来，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他心中想：这样就可以把供述调查材料申请作为证据了。

    所谓供述调查材料，就是说，搜查部的检察官只有向清川那里索取。冈部当然申请把此作为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然而，辩护一方对此并不同意，故才叫出证人进行讯问。

    清川既出现在法庭上，供述调查材料理应是不必要的。然而，正如前述，检察一方有刑诉法三百二十一条这个武器。这条刑诉法本来是规定当证人因死亡或事故不能出庭时其供述材料才可以作为证据。但在日本却变成了这样一条可怕的规定，即：证人在法庭上即使推翻自己的前证，这前证同样不失为作为证据的力量。

    证人于调查室里面对检察官所讲的情况和证人于法庭上宣过誓后所讲的情况，这二者哪个证明力最强？按常识来说，毫无疑问是后者，然而，法律这东西往往是不按常识行事的。

    例如，假设证人在检察官面前说道：案件发生的那天几点钟被告好象没有在办公室，但之后证人又在法庭上说道：虽然被告不在办公室，但看见他从客厅走出来。这两种证词究竟哪种应看做是真实的？这完全靠审判官的判断。在松川案件等一些案件中所以没有采用对被告有利的法庭上的证词，就是由于上述条文的关系。

    证人提供证据材料的时间离案子发生的日期越近，其证据材料就越接近真实。这种认识也有一理。特别是被告的交待（尽管是在警察官面前的交待），在英、美、法等国家里，其证据价值就更大，可以说，它给陪审员的心证以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关于证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却不象日本审判那样，具有罪证的威力。这顶多可以作为对该证人的信用性的判断资料即所谓人格证据。对证据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过去那种什么书面证明材料都可以提出来的旧刑诉法的留恋，也就是对过去“究明”主义的留恋。一般认为不触犯三百二十一条是辩护人经常注意的问题。

    检察官再主讯问结束后，辩护一方也可以再反讯问。站起来的菊地律师倒十分沉着冷静，问道：

    “你在检察厅没有讲被告人在买刀子的同时也买了晾衣夹一事，这是真的吗？”

    “嗯。”清川民藏略带歉意地回答。

    “也没有说上田宏买刀子时还看了瓶起子和小剪子等附属小工具，是吧？”

    “嗯，是的。”

    “但是，你在接受检察官讯问时，检察官问你那个问题了吗？”

    “唉？”清川似乎没有理解讯问的真意，表现出一种疑惑不解的样子。

    “我问你是这个，请注意听着，”菊地辩护人为了使对方沉着、恢复注意力，尽量以温和的语调说，“刚才检察官问你在现在法庭上讲的事实为什么不在检察厅讲，这是不是由于当时讯问你的检察官没有讯问你这个问题？”

    “当然。这是当然。”清川回答，但并没有发觉这正是辩护人所要求的回答。菊地微笑了，说道：

    “作为你来说，对于没有问的事情自然就不便回答，是吗？”

    “当然是的。”

    “这就是说，讯问你的检察官只问你被告人是否在你店买小刀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