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是，从日本以往的案例来看，唯独杀人犯判的最轻。如果不是强盗杀人或强奸杀人，就不会判为死刑。特别是，上田宏还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即便是确定为杀人罪，检察官的求刑顶多为十二年，不会再多了。”

    搜查部的检察官在提出起诉书的同时，附上求刑，此乃是一般惯例。

    在审判最后阶段，申述意见、求刑的是出庭的检察官。但究竟判什么刑，多少年相当，却代表着直接调查此案的搜查部的检察官的意见。

    出庭检察官一般不会硬行改变搜查部检察官的求刑。不过，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侥幸的问题。少年杀人犯，如果检察官求刑为十二年，那是相当不轻的。

    以上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上以“老规矩”这个词语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惯例。如果不是极特殊的案件，是不会脱离这个轨道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旧框框，令人乏味。

    出庭检察官的求刑。要是某个重大案件，必定在报上报道。因此，对读者来说，也容易产生一种被告应当重判这一先入观。而且，对于不看或漏看判决的报道的人来说，其脑海里就只存在检察官求刑的情况。

    也有人流露出这种意见：没有检察官求刑这道手续好。从英美或新刑事诉讼法的当事主义者来看，到立证犯罪事实为止，检察官的作用就算结束了。这是考虑到反正最后判断得由审判官来做，所以，用不着再费二道手续。根据惯例，判决时再对求刑打二折，就更是脱裤放屁的事了。

    但是，审判官中也有人主张还是象历来做法一样的好。这是因为：检察官是属于整个国家性的组织中的人，熟悉、了解在何时何地发生的案件，又是怎样判决的。而在这方面审判官则是望尘莫及。顶多有能力参考自己以往所判过的案子。因此，为了保持在判刑方面的合理性，由检察官求刑是必要的。作为另一方的当事者审判官，听取检察官的意见也是合法的。

    检察官调查被告情况及其犯罪事实。从弄清案情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创造者。而辩护人挑检察官办案方面的缺点、毛病，是实际监察者。因此，最后下判断、做结论的审判官应当了解检察官的苦衷。——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检察厅。

    对于杀人罪的刑罚，在现行法律条文中规定，是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三年以上徒刑。所以从三年开始，是因为包括最轻的杀人犯和杀死婴儿的杀人犯在内。一般来说，日本刑法规定较宽，所以，检察官求刑和审判官判刑的范围也不得不放宽。

    在英、美、法，杀死婴儿的犯人按另罪处罚。其杀人，也分谋杀、误杀、伤害杀人等几种。陪审员做出有罪的判决后，审判官也只是根据条文机械地宣判一下而已。在英、美、法，杀人犯大抵都判为死刑。这种做法主要是出于“杀人必偿命”的报应思想。但在日本，自从判刑要从教育犯人这一指导思想通行之后，根据案情轻重，减为无期或十五年。不是强盗杀人，强奸杀人，一般不判死刑。

    从教育犯人这一角度出发使被告在监狱服若干年刑——这种判决，不是纯属于司法权的范畴了，而是一种“刑政”机关即行政上的处理了。在此，由作为行政机关的检察厅进行求刑，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以上谈的都是一些艰深的理论。总之，正如前所述，求刑实际上要打二折是一定的。但判决也未必就是不按检察官求刑要求。检察官要求判为十年，而审判官宣判为三年，这种情况也是很少有的。

    这些有关审判的知识，一般人是无法知道的。审判时，审判官往往也受感情的支配，产生胆怯和紧张心理，特别是担心当做出某种判决之后，当事者和有关人员会怎么看呢？产生这种心理，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此时坐在菊地面前的花井是一个老诚的中学教师，他对于城市周围的农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