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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江和良子乘公共汽车回金田镇后，菊地律师把花井先生领到南京街中国饭店。这一天，他只有一个跟别的依赖人于下午三点在东京事务所的约会。因为，只要三点前赶回东京就行。

    战后的东京美国式的中国饭店多了，因此，特意从东京到横滨南京街中国饭店吃中国风味的人也多起来。不过，最近神奈川县高尔夫球场剧增，那些众多的高尔夫球球迷们，由于留恋味浓可口的中国饭菜，也常常在打完球回家途中来到南京街中国饭店。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般都是象菊地这种年龄，都熟悉南京街。

    菊地和花井来到一家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饭店，一坐下，菊地便问花井：

    “你父亲最近身体好吗？”

    花井先生家从祖父起就在涉谷道玄坂开洋货店。战争中，花井才随父母疏散到祖母的故乡金田镇。这可以说是成为金田中学老师的起因。他是家里的老儿子，随父母在金田镇定居后，由于战后缺少教师，便当了金田中学的代理老师。这样，便不知不觉地成为金田中学的老人了。

    他父母因此常常叹息，说道：如果他回到东京，也许会象他哥哥一样，在公司找到一个好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在金田镇看着厚木美军基地附近的农村变化的情况长大的的他，却认为对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是自己的使命。

    花井今年三十五岁，身体矮小、羸弱，因也有人怀疑他怎么会有那种扎根金田、立志教育的理想。他学过徒，在战争中和战后的严峻岁月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怀有崇高的理想。但对于这种理想，象菊地这样战前派的人也不理解。

    在中学，他一直担任上田宏那班的班主任，对上田宏最了解。因此，他不能想象象上宏田那样老诚忠厚、聪明伶俐的学生怎么会干出那种蠢事。他坚信其中必有其重大原因。他之所以热心地拜托菊地律师，说服其家长聘请高明律师，原因就在于此。

    “嗯，家父还是那样健康。”花井回答说。

    “还钓鱼吗？”

    “相模川已变成了采砂场，没有地方钓了。对此，他满腹牢骚呢。”

    “重吉过去就是一个发牢骚的专家啊！”菊地说完笑了。

    重吉是花井父亲的名字。花井的母亲伊都子是菊地律师的堂妹。

    菊地老家在山口县，从祖父起就到了东京，是个世代管农业的官吏之家。因此，他在大学选学法律也是很自然的。由于他景仰崇敬京都大学法学系某教授，便选择了京都大学就读。从此，跟东京的感情渐渐地淡漠起来。这样，便跟他大都从事民间公司工作的兄弟不同，走上了一条司法官之路。

    开始，他在东京地方法院预审部工作，但战后一直在地方法院工作。在法院也有因学阀或派阀关系而被排斥、不得志的人。

    菊地大三郎作为一个审判官判刑轻是很有名的。从总的看，日本法院判的刑在世界上最轻。但总是轻，就会跟上层人物发生矛盾。这也是很自然的。

    当他在福冈地方法院工作发现自己已处于没有希望的地位时，便当机立断，改行做了律师。

    当律师自然要在东京当。他与曾经是东京地方法院预审部的同行、早已转行的一个人共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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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途怎样？”花井把端来的鲍鱼汤一边往盘里拨，一边担心地问。

    菊地本身不想在法庭之外谈论有关案子的事。但也清楚地了解有关人员的心理：在脑海里是很难排除案子的事的。

    “前途？这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啊。往最坏说，是单纯杀人。”

    “能判为死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