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要是反正不当农民的话，还不如干脆到别处去，如果要建公寓，在东京或横滨不都是可以建吗？何必在这儿呢？对此，喜平反驳说道：

    “你真蠢。那种地方地皮昂贵，我们能买得起吗？在这里用我们家自己的地皮盖，会赚钱的。”

    邻里的人都说，为上田宏找个国家选定的律师，这太可怜了。但对此，喜平倒根本不在乎。但对他来说有点受不了的是：按一般情况来说，一个有财力的人是不应用国家选定的律师的这一舆论。

    来对他谈到请律师这一事情的是上田宏上中学时担任班级任的花井老师。上田宏在中学读书时成绩很好，曾被选为班级委员。因此，老同学对上田宏会发生这种事情都感到意外。

    据说，上田宏在茅个崎工厂工作时，也是很勤奋、能干，跟同事没有打过架或发生口角。这一点，花井先生也是知道的。而且，花井先生跟菊地大三郎是远亲。

    菊地曾经当过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审判官，因此，就是自然改行当律师以后，也很少接受赚钱的民事案件，所以，其生活并不富裕、轻松。花井先生所以硬想拜托菊地大三郎作为上田宏的律师，并来说服喜平同意这件事，是因为他不能忘记在学习期间自己的一个老实的学生。

    喜平当然告诉花井说，请那样有名的律师价钱大高，不行。对此，花井也早就预料到了。他对喜平说道：

    “我是特地为你请他的。菊地一定会对此案感到兴趣，会接受的，我想。”

    但喜平告诉花井说道：“请让我考虑二、三天再告诉你。化大价雇那样一个名律师，这不合我的身份呀。”

    最后，喜平反复重复着这句话，花井就这样跟他告别了。当过了二、三天后再来拜访他的时候，花井发现他的态度奇怪地傲慢起来。

    “律师不止菊地先生一个人啊！”

    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追问，花井终于弄清楚了喜平说出这种话的原因。

    原来，在这二、三天内，有人到喜平家也推荐一个律师。这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他通过《女性周刊》的报道，知道了上田宏的案件，并对此发生兴趣。他愿意担任上田宏的律师，至于报酬给多少都行，不要日常补助费，交通费也自付。他的这一愿望是通过住在厚木的一位乡土历史学家向喜平提出的。

    “什么？竟有这种事？”花井不满地说，“要是这样，菊地先生也是同样。你要是同意，你提个价也可以，别的费用也不再要求。”

    为上田宏所找的这个不相称的律师就是在这样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定下来了。

    “最后，到底是你赢了。”花井先生边笑边说。在一个小时的交涉中，喜平一次也没有说过想决定要那个年轻的律师。这是因为他从开始就想：要是同样的价钱，还是雇一个名律师上算。

    在前几天，花井给菊地去了一封信，其中，他这样写道：“案件包含了各种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最近青少年的道德颓废问题。上田宏的行为如果离开城市附近的农村人口放弃农业、青少年有离村倾向等这些社会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他父亲喜平让他到茅个崎工厂干活，其原因也是出自这一想法，即与其让他帮助干点农业，不如到别处挣点现钱更有利。也正因这样，其结果就培养了上田宏的独立意识。我觉得，上田宏的离家出走，似乎应当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才正确。另一方面，我想也不可忘记他和父亲喜平之间所产生的感情上的摩擦。上田宏讨厌父亲所具有的那种企业家化了的生活态度。关于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喜平从很早以前就在厚木纳了一个艺妓为妾的这种事实吧。因此，可以认为：上田宏的犯罪正是在这种社会的和家庭的黑暗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恶果。我认为可以把上田宏的犯罪看做是他内心积满的忧郁在良子怀孕、离家出走等这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