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等他终于抬起头、挣扎着坐直身子时，我那件漂亮的夏威夷衬衫已经湿了一大片。他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可对我的衬衫而言为时已晚。“德博拉在哪儿？”他问。

    “她锁骨断了，”我告诉他，“还躺在医院里。”

    “哦，”他又吸了一下鼻子，那湿漉漉的长长的响声似乎引起了他体内某个地方的共鸣，他迅速看了看身后，挣扎着想站起来，“我们最好离开这里，他可能会回来。”

    我一直没有去想丹科大夫可能会回来这个问题，但他的话有道理。猎杀者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先开溜，兜个圈子后再回来，看看是什么人在嗅闻他的足迹。如果丹科大夫这会儿回来，就会发现两个相当容易对付的目标。“好吧，”我对丘特斯基说，“我先在四周查看一下。”

    他伸出一只手，当然是他的右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求你了，”他说，“别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马上就回来。”我说，想竭力挣脱，但他的手抓得更紧了。想到他在经受了这一切苦难后力气还这么大，你不得不感到惊讶。

    “求你了，”他又说了一遍，“至少把你的枪留给我。”

    “我没有枪。”我说。他睁大了眼睛。

    “啊，上帝，你究竟在想什么？天哪，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他惊恐万状，那样子像是随时又会哭泣起来。

    “好吧，”我说，“我先扶你用一只脚站起来。”我希望他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小错误。丘特斯基没有作声，只是将胳膊伸给我。我扶着他站了起来，他靠着桌子。“我去别的房间看一眼。”我说。他眼泪汪汪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乞求，但他没有作声，我迅速在这间小屋里查看起来。

    丘特斯基所待的地方是小屋的主屋，里面除了丹科大夫的工具外，什么都没有。他有几件非常漂亮的切割工具，我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仔细考虑了一番后，拿走了其中最漂亮的一把，它那锋利的刀刃足以切割开最结实的肌肉。我还看到了几排药瓶，除了几瓶巴比妥类药物外，其他药瓶上的名字在我眼里非常陌生。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没有找到被揉成一团、上面写有电话号码的火柴盒，也没有找到干洗店的收条。什么都没有。

    厨房简直是第一起案子中厨房的翻版，里面有一个破旧的小冰箱、一个电热锅、一张牌桌，旁边有把折叠椅，仅此而已。灶台上有半盒炸面包圈，一只大蟑螂正在大口啃食。

    我回到主屋后看到丘特斯基仍然靠着桌子站在那儿。“快点儿，”他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们走吧。”

    “还有一个房间。”我说。我走过去，打开厨房面对的房门。不出我所料，那里面果然是卧室，房间一角有张行军床，床上有一堆衣服，还有一部手机。那衬衫很眼熟，我当然想到了它的主人是谁。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多克斯警官的号码，那堆衣服上面的手机立刻响了起来。

    “好了。”我说。我挂断电话，回去接丘特斯基。

    他还待在原地，不过那样子好像他能跑的话早就逃之夭夭了。“快，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点儿。”他说，“耶稣，我简直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正一口口地喷在我的脖子上。”我扭头看看后门，然后又看看厨房。我回来扶他时，他转过头来，目光落在了墙上挂着的镜子上。

    他久久地盯着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然后身子一软，仿佛全身的骨头突然被人抽走了一样。“耶稣啊，”他再次抽泣起来，“哦，耶稣啊。”

    “好了，”我说，“我们走吧。”

    丘特斯基打了个寒战，摇摇头：“我动不了，只能躺在那儿，听着他对弗兰克动手的整个过程。他好像很开心——‘你猜出来没有？没有？那好，一只胳膊。’然后便是锯子锯东西的响声……”

    “丘特斯基。